月老志 第564章 焉能事鬼

江水湄素知神汉刻薄寡恩，不通情理，原以为此来定有一番重责，谁知只是让她背诵规戒，自行忏愆，真可算法外开恩了。

江水湄不敢分辩，只盼诵完规戒后，神汉能稍讲情面，派遣几个神使救出江沛风。

明钦自幼修行，对三教经典读过不少，虽然对三教圣人未始没有几分心悦诚服，但只是对其伟大人格的崇仰和学识的钦佩，不同于俗世的善男信女，烧香礼佛，求取福报。

中夏之人不能说没有信仰，只是不像别种宗教那般迷信深重，这种心理实是周公、孔子两位圣人教化的结果。

周公制礼作乐，以主持礼仪的儒士代替侍奉鬼神的巫觋，一扫殷人好鬼的风俗。孔子从周，深明鬼神之事非人类所易知易明，故而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的态度非常理性，有‘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话。

但世人本有的神道设教并未能革除净尽，因为鬼神究在冥漠之间，非人类所能知其有无，非要说个究竟，难免非愚即诬。且非切近人生的根本问题，庄子说，‘**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强不知以为知，不能算明智的举动。

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凡是向壁虚造的诬说久后便不攻自破，徒增笑柄。更有甚者，西人为了维持地球中心说不惮屡施酷刑迫害坚持真理的人士，所谓的信仰岂不是自欺欺人。

人类作为三界中的弱小生物，在茹毛饮血的时代，环境恶劣，生存艰难，需要一些偶像来作为精神寄托，从呼风唤雨的天神，到德行高尚的先祖，顶礼膜拜，原本无可厚非。

趋利避害是生存的需要，物类的本能。进而崇拜比自身强大的生物，奉为偶像，求取庇护，此鬼神之所由生，不但于情理上有其必要，在事实上亦属可能。

但人类要长存不灭，不仅在物质上日益丰富，精神亦有自适自立之道。

孔子弟子中，以颜回最称贤者。颜回居住陋巷，粗衣恶食，人不堪其忧，而能不改其乐。宋儒每说寻颜回乐处，可谓是善于效法前贤了。要而言之，此精神上的自立是无假外求，无赖于鬼神的。

有道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乐天知命，精神适足，故能坦荡无求，小人心因物喜，情由己悲，一喜一怒都被外物左右，所以总想为精神找一偶像，托庇其下，貌为信仰，实无根柢。

及到佛法东传，士夫尚能研求经义，探究学理。世俗百姓就只知道烧香礼佛，求取福果。道教为与佛徒相对抗，将老子、庄子一流圣贤，阴阳术数，神仙方术一股脑吸收进来，再剽窃佛经，仿造经义，居然也成了煌煌一大教派。

嗣后三教并称，宋儒的礼教笼罩于全社会，几乎和宗教无甚区别了。

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从孔子对中夏的影响来说，确实不算过份。三界族类多不胜数，有的文化高，有的文化低，文化高的必然诞生过一些人格俊伟，智慧渊深的圣人，传授若干弟子，积年累月，逐步达成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人文化成之功。

中夏和四夷形貌略似，同种本无疑问，地缘接近，从古亦是同族。嗣后一族出了圣人，受了礼仪教化，文化日益高深，另一种未得教化，和鸟兽同群，原本同族兄弟年月一长便成了风俗习惯大不相同的异族。

有天道圣人、有人道圣人，天道圣人譬如老子，古人称之为博大真人。老子崇尚自然，以天道为依归，眼光胸怀俱非常人可及。道家有老子化胡之说，虽然荒诞不经，但佛陀的眼光确有和老子媲美的地方。

《金刚经》中破除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庄子寓言说，蛮、触两国居于蜗牛触角上，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都足以破除成见，自为超脱。

老子所见至大，故而特为谦抑，戒盈慎满，无狂妄自大之病。

人道圣人譬如孔子、墨子、约书亚，特别注意人类的命运，宣扬仁爱，希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古人说，‘君子不党’。一旦成群结党就失掉了独立思辩的精神，不论佛、道还是墨家，有了严密的僧道组织，便不能容许异议异见，墨家尚贤、尚同，尚贤又是尚同的前提，首领贤明，信徒都遵从他的意志还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圣贤不世而出，数传之后不能得人，尚同不依赖首领的人格感化，只能依靠一些清规戒律，就难免迷信日深了。

事实上圣人的影响力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减弱，那时就需要有新的圣人出现。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太史公著《史记》，也概然以绍明世，继春秋自我期许。

实际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两人，而是朱熹。可以说千余年来朱熹的影响已经盖过了孔子。只不过朱熹服膺孔子，自以为继承了孔子的事业。

宋代以后开科取士用得是朱熹的四书章句，世人对孔子的理解已非孔子的本来面目，而是朱熹解释中的孔子，朱熹可谓是孔子的代言人了。

有人比较泰西学术认为中夏文化注重因袭，鲜有创造，学术中最辉煌灿烂的是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以后一直难以越出其范围。

所以像朱子、阳明这样的圣贤，都说自己学问只是对先贤的一种解读，优点是中夏文化有很好的传承性，提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还觉得十分亲切。缺点就是孔子、朱熹、王阳明的面目似是而非，不仔细读他们的书就不知道哪些学说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是以荣誉都归了孔子，骂名也集于孔子，近人反思文化的缺点，往往归罪于二千年前的孔子，千余年前的朱熹，不知道人都只能对生前的时代负责，一种学说不可能没有流弊，一世人有一世人的责任，总在于后人不断努力修正罢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