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火破坏神 第两百零九章 猎头家族

“石帅！”丰稷脚步匆匆地走进厅中，抱拳一礼，便即说道：“平夏城军情，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相之先坐下说话。”石越用笑容安抚丰稷。

丰稷谢过石越，找了张椅子坐下，侍剑早已端茶上来。丰稷接过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方继续说道：“高遵裕飞马来报，道是西夏换了主帅！”

“啊？！”端起茶碗刚刚送到嘴边的石越，猛一听到这个消息，手不由一抖，竟将茶水泼了出来，他却无暇擦拭，只忙追问道：“换了谁？嵬名荣还是梁乙逋？”

“都不是。是梁乙埋亲自为帅。”

“梁乙埋？！”石越与李丁文对视了一眼，目光中都又是惊愕，又是讥笑。

“正是。临阵换帅，换上的又是自诩会用兵，刚愎自用的梁乙埋，平夏城无忧矣！”丰稷也难掩自己的激动。

“西夏并非没有可用之将，但是身居上位者却喜欢越俎代庖，若不致败，是无天理！”石越感叹道。他一向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上下各安其位；宋朝之所以武功不显，绝非兵甲不精、士卒不练，也绝非没有将帅之材，更不是因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导致大宋武功不足真正的原因，是大宋王朝那个“将从中御”的传统，皇帝与中枢太喜欢对前线将领指手划脚，而偏偏自大宋朝建国以来，只有宋太祖一个人懂得军事，连宋太宗也不过是个庸材而已。这个传统一直到熙宁十年，也没有消失，所以石越才会力主在枢密院成立枢密会议，就是希望在皇帝不可能放弃“将从中御”的传统这种情况下，给皇帝一个懂得军事决策的参谋机构。如果“将从中御”不可以避免，那么枢密会议的决策，总比皇帝闭门造车想出来的决策，要好得多。但是平心而论，石越也能理解皇帝为什么喜欢指手划脚，石越就是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克制住自己想对高遵裕指手划脚的*，这中间，还有李丁文不断的提醒。否则，石越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毫无保留的信任高遵裕。

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你不信任他，但你却必须信任他。如果你选择了信任，你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选择不信任，你有更大的可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选择的。

特别是需要自己去选择的时候。

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不稳定的因子控制在自己手中，却常常忘记，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但也不可以高兴得太早。”李丁文即刻冷静下来，向二人泼了盆冷水，“梁乙埋既然亲自统兵，就会调集更多的兵马，向平夏城发动猛攻。高遵裕与种谊是不是坚持得下来，还很难说。战场上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总之是件喜事！”石越早已习惯于李丁文的乌鸦嘴，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愉悦。

“既然梁乙埋已经离开讲宗岭，那么讲宗城那边，是不是可以准备动手了？”丰稷心里，实则比石越更高兴。如果平夏城能克捷，那这个胜利，在军事上可以与王韶开拓熙河、种谔复绥州相提并论，甚至更有过之。如果在讲宗岭再来大胜一场，那就意味着大宋的军事力量，在西线取得全线胜利！丰稷敏锐的注意到，双方的战略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这正是大宋有识有为之士，所孜孜以求的。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胜利来完成。

“暂时不必慌忙。”石越笑道，这时候他才记得把茶碗放回桌上，“再给西夏行文，用辞更严厉一些，指责他们修筑讲宗城是对大宋的挑衅。”

“我们在筑平夏城，却说人家修讲宗城是挑衅”丰稷充满恶意的想道，“还真是不讲理啊！”

但是石越似乎没打算和西夏人讲理，“同时，让环庆诸州加强防御，收缩对西夏的渗透活动，要给西夏人造成一种印象，我们的精力正放在平夏城，无暇在此再起战端，不过是在讲宗岭问题虚辞恫吓，要显得色厉内荏。”

“是。”丰稷答应下来，似乎是在调整情绪，沉默了一会，方用凝重的语气说道：“还有一个坏消息。职方馆陕西房的密报，熙宁六年癸丑科的武状元文焕，很可能降敌了。”

“文焕降敌？！”

“不错。据说李清将文焕带回了兴庆府。陕西房已经向枢院报告此事，并且已请示枢府要不要刺杀文焕，以惩戒来者。”丰稷的脸色非常难看，毕竟武状元降敌，实在是让大宋大丢颜面的事情。在平夏城战局僵持，饱受压力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事情，来自政事堂的压力只怕会进一步升级。丰稷在心里，已将文焕这个“逆臣”骂了不知多少遍。

不料石越却是一脸愕然，问道：“为何要刺杀文焕？！”

“文焕一家，世代食朝廷俸禄，文焕本人，是皇上钦点武状元，无论是文家还是文焕本人，皆深受国恩，事至危难，不能以死报国，已是可耻。居然还投降西贼，岂非死有余辜？下官以为，当着陕西房立诛文焕，以惩戒天下的叛臣逆党，使人人知忠勇之士，死后能入忠烈祠，受国家祭祀，享万世芳名；而不忠之徒，纵一时求生，亦会死无葬身之地，身败名裂！”丰稷一脸激愤，侃侃而谈。

“不对！”石越听到一向儒雅理智的丰稷，口出极端之言，不由有点目瞪口呆，但是他不能不大摇其头，反驳道：“纵然文焕投降西夏，也并非是他的过错。更不可因此处他死刑！”

这次不仅仅是丰稷，连李丁文、侍剑都惊住了，“怎么可能不是他的过错？难道身为人臣，可以投降敌国么？”若非石越是丰稷的上司，兼之又是丰稷素所崇拜的人物，丰稷早已要破口大骂。

“当然不是他的过错！”石越细心解释道：“我读过战报，文焕是力战而竭，方才被俘。他已经为朝廷，为国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被俘不是他的过错。他不投降，是他对国家的忠贞；但是即便是他投降，只要没有出卖我大宋的机密，危害到大宋的安全，他也不算对不起大宋。文焕不过一指挥使，掌握机密不可能太多，所以构不成什么威胁。对于曾经为大宋奋勇战斗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处死。”

“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材，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的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文焕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李丁文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他们都认为自己为文焕辩护，根本是莫名其妙。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中国的传统道德，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如果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战死！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们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李丁文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

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如果自己附和一下，甚至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也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

但是这样做，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惟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

为文焕辩护，有很大的可能，只是徒劳，反而可能会招致整个社会的反感。而石越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立场去为文焕辩护

但是任其自然么？

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这一刻，石越忘记了自己的形象，他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托腮，皱眉沉思起来。丰稷与李丁文、侍剑面面相觑，三人只见石越的手指有节奏的不断敲打着桌面，咚、咚、咚

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

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的，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卫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

“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罪！”赵顼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顼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顼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顼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顼，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画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笑。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若是如此，卿速令陕西房去查明！若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顼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着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说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卫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立诛之；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己，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当然，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一一操心。但是此事不知道为何，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在司马梦求看来，如果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么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污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自己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但是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是因为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然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陕西安抚使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是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尚无反应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望着眼前扔得乱七八糟的报纸，百思不得其解。王倩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骚。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份，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己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军中士气么？谁还会愿意奋勇杀敌啊？而且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攻击他呢”桑充国一肚子的怨气，连珠价的发泄出来，“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气节，明华夷之防的是他，说降敌无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对他嫉妒、不满、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点机会来攻击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机会送上门去，这两日，报馆收到的指责子明的文章，堆积如山！你说要我怎么办？”

王倩静静的望着桑充国，眼睛眨动，柔声道：“桑郎以前从不犹疑，如今为何却迟疑起来？”

“夫人有所不知，你看《新义报》，三个状元郎各有高升，陆佃也被排挤出局，眼下主笔的，全是吕惠卿的门生，此番已然是夹枪带棒，不过因为《新义报》是朝廷所办，言辞多少有所顾忌；《西京评论》完全无法接受子明的观点，但是富弼与子明的关系，实在是非比寻常，因此《西京评论》虽然批评，却也是极尽委婉之能事。我们报馆内部，却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和《西京评论》一样，委婉批评；另一派，却是不满大家的态度，主张直言无忌的批评”

“这一派占到多数？”王倩立时就想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桑充国皱紧了眉毛，“你知道我妹子下个月就要临盆，她一向读报纸的，眼下这个情势，定然已让她十分担心，若是我们《汴京新闻》更加激烈的火上加油，她的性子，不会来指责我，却不免抑郁成病，若有个意外，我要如何是好？而且我听说子明最近的情况并不好，平夏城战局僵持不下，朝中大臣、言官也已经开始上书指责子明的观点，皇上下诏斥责，各大报纸纷纷批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桑充国不断的重复着，心中为难之极。

“关键是时机，对吧？”王倩沉吟了一下，淡淡一笑，娓娓说道：“妾不知道石子明为何要发出这种谬论，但是妾相信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几乎整个天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相信既便是契丹人与党项人，也不会同意他说的。他居然会出这样的昏招来自掘坟墓，还真是让人失望但是桑郎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

“但是报社内部的压力，不可小视。”

“批评的语气是轻是重，不涉及是非问题。只要你和程先生、欧阳公子善加引导、解释，便可以解决。必要时，不妨强制，毕竟报社最终决策，由你和程先生来定。”王倩眉毛一挑，用断然的语气说道，“桑郎，你要知道，此时朝中政敌正在攻击石越，万一石越果真被罢官，无论是吕惠卿还是司马光柄政，第一个要拔的刺，便是《汴京新闻》，眼下他们不敢动手，无非是投鼠忌器而已。《汴京新闻》不能帮助石越也就罢了，若还要火上加油，岂不也是在自掘坟墓吗？须知，《汴京新闻》虽然极有声望，但是平素议论朝政，真要罗织罪名，又岂是难事？吕惠卿擅于弄权，司马光刚愎自用，单单是士林清议的声援，却难以对付这二人。就算勉强保住了，最终也会元气大伤，再无今日之规模气象。”

“这”

王倩把手轻轻搭在桑充国的肩膀上，凝视桑充国，“其实，这篇奏折虽然会对石子明的声望造成影响，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这篇奏折，而是平夏城的战争——只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问题，皇上都会原谅他！而如果平夏城失败，这篇奏折，便一定会成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本来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压，一直在讨论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现在的争议，却让朝廷暂时忘记了平夏城的僵局。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这不是他的诡计？桑郎你又何必掺和进去？这等权术伎俩，桑郎你是谦谦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与吕惠卿，却是用得炉火纯青。依我说，这些事情，咱们还是能避开就避开——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们也要有担当，不怕得罪人，但是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写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谁会认为他对？这又有何争辩的意义？还不是因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说了，便当成疯言疯语，谁也不会当真。”

桑充国默默想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头，舒眉道：“确是如此。”

王倩见桑充国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卖石越一个人情。石越不是说力战之后，困于穷途，不得己而降敌么？桑郎岂不知《太史公书》有《李陵传》？《汴京新闻》不如就从《李陵传》入手，辟出专门版面来，来讨论李陵该不该降匈奴。这件事情，既与石越的奏折有关，又不点名道姓，声讨石越，比起干巴巴的引经据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紧的，是可以给石越缓解一些压力——千载之后，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从这里看来，石越说的，未尝就没有一丝半点儿道理。只需先把水搅浑了，哪怕最后得出结论，石越的观点全然错了，也不要紧——如若把水搅浑一两个月，石越还不能摆脱困境，那便是他命该如此，我们也不必管了。”

桑充国听到此策，不禁击掌赞叹，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诸葛亮。”

“官人谬赞了。”王倩装腔作势，玩笑道。她此时的心中，想的却是更深远的事情。她几乎是出于一种直觉，便意识到石越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顶点，在这个时候，桑充国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后能收到的回报，必然十倍百倍于此。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王倩是不能不为桑充国考虑到的。至于一个人在力战后是不是可以投降，这件事情与她王倩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也会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她会欣赏文死谏、武战死，但是这些东西，绝对称不上是她王倩的“大是大非”。

桑充国不知道，王倩心中，此时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国与王倩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他还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己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六典》与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的去读《论语》、《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通相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

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凭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心里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人吗？

一个人如果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心里尊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么？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么？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可以理解么？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不过迫不得己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么？

但是身边没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们笃定的相信，身为社会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禄者，有义务在关键的时候，为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应不应该去做，在他们看来，却是毫不疑问的。

这可以说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

石越心里也知道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虽然宋朝出过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是宋朝灭亡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死节者最多的朝代。石越从不嘲笑他们，一个能够为了自己忠诚的对象去死的人，无论他的能力有多大，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灭亡，那些死节的士大夫有错，但是主要的过错不在他们，那不过是历史的悲剧。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宁年间，就是在这个时代，宋朝的中高级军官，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也极少有被俘的，一旦失败，大多数人都挥剑自刎了。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多数人在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宁死不降敌寇，在道德上，要说服天下人，说如文焕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谅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来，以文焕的身份，甚至没有被俘的权力！如果被俘，他就应当自杀。

武状元，不仅仅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焕。

正如石越同情历史上的李陵一样。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认为他并不是汉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视不理么？如果我尝试了，失败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焕一人。”石越这样说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对的么？”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许他身上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他既欣赏中国传统的重义轻生，却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认为人之是否重义轻生，完全应当取决自己的选择。

石越知道，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石越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逆向而行的事情。但是涉及具体的一条人命，还是一个自己看好的有才华的年轻人，石越有时候就无法把握自己理智与情感的天平。

因为这条人命，很可能就取决于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边倾斜一点点。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叹了一口气，虽然这花园闹中取静，十分清幽，然而，从几年前开始，石越就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境安静下来的地方了。他看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双手不自觉的在古琴上乱划起来，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的后花园，响起了一阵紊乱急促的琴声。

匆匆忙忙走到后花园门口的李丁文与陈良听到这阵琴声，不由相顾一愣，停住了脚步。李丁文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让人分不清是理解还是嘲弄，或者那只是一种无意的笑容。而陈良的脸上，却只有困惑。

石越自从到陕西后，也许是因为许多事情都可以自己作主决定，而且权力也更大，也许只是因为长期身居高位而养成了一种习性，陈良感觉到石越身上发生了一种不易觉察的变化。他很难说清楚这种变化，只是他发现，石越虽然一如既往的全面听取下属与幕僚们的意见，但是在决策之时，却越来越少顾忌。

比如这次的奏折，石越就没有听取李丁文与陈良的意见，而是坚持要上书，并且用的是最快的急递。

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陈良一时也说不清楚。

正在他出神的时候，忽听李丁文“咳”了一声，琴声戛然而止。一袭白袍的石越回过头，望着二人，淡淡说道：“潜光兄，子柔，你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