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的模糊会士 第六卷卷首语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吕西安•费弗尔【1】】

《希羽组研究所关于对中国科学院邀请我方参与关肇直纪念会被拒后二次发函的公开回复声明》（中文版）

作者：夏希羽、沈涵曦、秦若华、水野遥佳、冯琪诺、汪星悦

定稿时间：（GMT 8）1982.11.15，15:45

感谢中国科学院对我方拒绝函的二次发函回复，也感谢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对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和支持。

日前，中国数学家、原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关肇直委员不幸逝世，我方对此表示沉痛哀悼。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以关肇直委员为代表的有胆识、睿智的科研工作者前辈们引领中国的科学研究走过风风雨雨。在世界大变局和技术革命带来的三次浪潮中，他们给予人们灵感和力量。他们树立的榜样将鼓舞我们不懈努力，确保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拨乱反正，最终继续行进在正确轨道上。

当前，中国科学院、浦江交大、六机部等多家有关单位和部门与希羽组研究所之间的关系正在朝错误方向发展，有外部观察者公开将其形容为“自由落体”。自希羽组研究所于1981年5月末成立以来，这些双边关系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

但如今，令人高度警惕的是，有人企图同时否定中国科学院建院以来的历项重大成果，以及希羽组二十余名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秘书们与数十名非科研岗同事们一同通过艰苦卓绝努力取得的成就，蓄意将双方推向更严重的对抗和冲突。

在三次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因石油危机遭受重挫的情况下，中国的各科研机构，尤其是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和国家重点大专院校之间亟需开展合作，上述局面则对现有及潜在的合作构成严重干扰。

这些双边关系的加速恶化还重创全国科研工作者们的信心，给全国的科研工作者和全国人民都带来严重后果。

有一些人热衷玩弄旧时代的政治手段，搞“大国竞争”和“战略对抗”。

回顾本世纪以来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对中国的恶劣后果，两败俱伤的“华关之争”带来的、中国数学界隐形的学术分裂，以及当前希羽组面临的多重双边关系恶化，这三大危机无疑都是战略性的，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无一能靠传统的、类似于国际政治领域的“大国竞争工具箱”的此类过时方案加以彻底解决。

世界已经变了。

各个科研机构之间固然会有学术上的分歧，甚至有意或无意间的科研竞争，但这不是搞对抗甚至煽动武装侵略的理由，更不是在同一主权国家内维持“科研地方保护主义”的借口。

今天，推动我国科研机构合作的力量远远大于推动分裂的力量。

搞污名化不会令任何人伟大，搞“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科研界的任何问题，注定遭到失败。

也许有人认为，搞对抗有助于遏制希羽组研究所的发展，甚至更迭希羽组研究所的正常秩序，这是痴心妄想。

历史反复证明，不论是武力威慑还是非暴力的压迫，外部压力只会使希羽组成员们更加团结、希羽组内部更加凝聚、希羽组的中长期科研能力更具韧性。

一些人如此沉迷于“冷战”一词，甚至把它用在希羽组目前碰到的问题上，或许是认为他们可以学习美国一样在可见的未来赢得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但不应忘记世界各国迄今为止为冷战付出的代价。

即便是在冷战期间，迄今为止也已经发生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场阵营间的热战，使美国及相关国家在这些代理人战争中，付出惨痛代价。我们不应让这段超级大国的悲惨历史在中国学术界重演。

如果希羽组目前的、多重双边关系恶化的负面趋势继续发展，希羽组研究所可能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但“科研新冷战”的发起者也必须仔细掂量自己将付出的代价，以及给我国学术界和全国人民带来的灾祸。

“丧钟为谁而鸣”，将来会有算账的一天，勿谓言之不预。

当前，多重双边关系恶化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希羽组研究所正加速与人类世界现有的学术秩序深度融合的情况下，其他科研机构能否容纳希羽组研究所，与一个科研目标、科研共同体文化和组织管理制度可能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科研机构和平共处？

从希羽组研究所成立直至今天以前，各方仍对我方期待的选择心存疑虑，即各方必须和平共处、共同演进、管控分歧、扩大合作，发展全面、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加强合理且必要的学术交流。

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否定历史，导致彼此之间的关系沿着更危险的道路滑下去。

希羽组研究所始终是科研体系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

同时，希羽组研究所作为一个拥有举世瞩目的专业能力的新兴科研机构，融入现有的学术共同体体系将不可避免地为之带来一些变化，学术共同体体系内部也要相应作出调整，首先应当调整的就是我国的学术界。这如同化学反应一样，完全自然、合理。

但希羽组研究所暂无意对现有体系进行“革命”或自己创建全新体系，而是希望在融入、适应的同时，积极推动根据形势变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相应改革。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时，说道：“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我们研究所内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

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必然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然而我们认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在生产关系相对落后的学术世界中将很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存在。

国内各方是否愿与希羽组研究所共同努力，确保学术秩序和学术共同体体系符合全国的科研工作者与全国人民的需要，携手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还是任由局面失控，沉迷于“新冷战竞争”的零和游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国内各方都必须紧随希羽组研究所作出根本性的选择。

“后冷战世界”的建设为上述合作提供了难得良机。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国际经济结构和供应链深刻调整，我国的经济指导思想也将发生变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如何应对必将发生的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专家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应对我国留学生在海外滞留不归等重难点问题亟待解决。

此外，新形势下，国内各方应加强人才政策协调，并对我国科研体系进行改革，特别是在人才梯队建设、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等领域。

面对重要任务和严峻挑战，各方都应作出正确选择，在相互理解和尊重基础上，不仅为构建“后冷战世界”新的学术共同体和科研秩序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发展更稳定、更具前瞻性和更强有力的中国科研力量和科研人才梯队建设。

我方一如既往致力于与各方一道，克服困难、面向未来，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多重双边关系。

近期，我方已就此发出一系列清晰信号——希羽组研究所代理所长、医学博士秦若华女士发表讲话，从纵观历史的角度阐述对希羽组研究所现有的多重双边关系的看法；目前暂位于海外的希羽组研究所创始所长夏希羽先生等多次发表文章和接受采访，重申希羽组研究所坚定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术界健康发展。我们期待得到有关各方的积极回应。

也许有人认为，我方在等待中科院全体学部委员大会的会议结果。我愿声明，我方没有等待，更不愿在等待中浪费时间。预测或影响中国科学院内部人员变动与院内改革走向远非我方所能，我方既无意愿、也无兴趣卷入其中。

十年前，美国的尼克松先生首次来到我国时，曾引用诗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今天，我们仍愿只争朝夕，随时随地与各方现有领导班子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也希望分散于各方的一些人尽快摆脱恐惧和偏执，因为这正使他们失去常识，甚至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我国科研领域各方都应高度警惕任何试图将希羽组研究所的多重双边关系推向对抗冲突的险恶图谋，坚决防止“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的邪恶行动回潮，积极扩大交往合作，推动有关联系尽快回归正轨。

【我与沈涵曦、汪星悦一起挑选了“苔”作为1982年的汉字，会让来自中国本国的同志们想到中学课本上学到的一句古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我选择这个字的理由中，无需回避的是，理所应当地包括了关肇直在内的一大批中国数学界重要人物的退休和逝世。

但是，随着中国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走出校园，进入社会，从事“四化”建设，其中还有一部分加入了刚成立不到三年的希羽组研究所，这些事实让我确信：那些前辈们的离世绝不意味着“英雄”凋零，而是研究所的同志们越来越成熟的表现——我确信，所有同志们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终于发现，1982年的世界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巨大的草台班子。

所以，我们绝不可以把社会寄托给完美的超人，更不能指望自己变成超人。卡里斯马式的权威是不可能在一个健康的组织里持续太久的，在研究所内受这种权威的正面影响消失之前，我们必须不断前进，才能找到全新的道路。

任何可以设想的人类组织，本质上都是草台班子——不论是目前仍跟在我身边的一位外科手术水平世界顶尖的天才医生原先所在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还是赵黎霞所在的共济会大东方会，又或者是伯纳德·罗伊教授主持筹办的欧洲运筹学学会（EURO），它们都是如此。

因此，理所应当地，从一个只有不到十个人到正式成员已多达数十人的希羽组研究所也是如此。

我在此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向所有目前仍是希羽组成员的同志们在1982年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致敬。

同时，也祝各位同志们在1983年找到更多的草台班子。

——夏希羽，1982.12.31｛改编自《2023睡前消息年度字：“苔”》，2023.12.31，原文作者：马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