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的模糊会士 311.1983：丧钟为谁而鸣（2）

【我第一次见到刘晓涵同志的时候是1982年7月底、8月初的时候，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她曾经担任国际知名的青年科学家——夏希羽的法语和英语翻译，甚至还在1980年为之提供法语教学。

当我在1982年9月的某天早上忽然发现刘晓涵并没有来，并且最终由我和另一位前辈共同确认了刘晓涵一整天都没来的时候，老过告诉我们：她被乔办请去参与对外接待即将访华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工作。

9月下旬，在撒切尔回国后，刘晓涵同志仅仅在办公室里工作和学习了三天，就又被调走参与卡扎菲的接待工作。

10月上旬，我才得知刘晓涵同志得到了两位重要外宾的点名赞扬，她也因此更加受到老过的重视。

此后，我与其他同志更加努力地一边学习，一边在把某位刚从日语专业毕业的亚洲司科员的部分基层工作经历，以及另一位稍年长些的女同志在罗马尼亚担任随员期间的一些工作状况与她们分享的同时，也从刘晓涵同志那里知道了她通过希羽组研究所了解到的、世界各国的不少情况，我当即决定在熟稔掌握英语翻译技巧后，争取尽快前往外国进修，以提升对外国的了解。

刘晓涵同志在工作期间展现出的极度开阔的眼界、对科学技术发展情况的了解，撰写评论文章时那精湛绝伦的文笔，都让我产生了想去希羽组工作一段时间的想法——她告诉我，我希望学习的这些大多与她的家庭背景关系不大，主要都是希羽组研究所教给她的，具体来说主要是翻译处的几位华人翻译以及夏希羽和沈涵曦两人的亲切指导。

——时任外交部翻译室随员，章小蔚，1982.12】

当天清晨五点三刻，邓瑜的住处。

邓瑜正在带着与她一样躺在床上的刘晓涵通过各自的方式远程旁听秦若华等人的讨论。

待讨论结束后，刘晓涵向邓瑜提出了一个问题：“若华姐提到的‘智库’是什么？”

邓瑜虽然也不是很了解，但由于自己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因此她从之前的会议内容中的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你了解的‘乔办’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智库。不过，我们本身也是行政编制，也就是希羽对你提到过的‘公务员编’、‘事业编’，与若华她们说到的并不是同一回事。”

“按照我的推测，真正的‘智库’中，几乎所有成员或许会有在机关单位任职或者曾担任企事业单位的决策者的经历，但这些‘智库’本身并不属于机关单位，只是民间组织，或者‘半官半民’。因为他们既不是直接提供政策和法律这类公共产品，也不直接提供商业意义上的调查报告，‘智库’能给出的只是建议。”

“原来如此。”

简单的问答过后，两人继续睡到当天上午六点半。

……

伦敦时间1983年1月1日清晨七点十分，夏希羽正在与在场的其他人一同共进早餐，汤霄也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着正阅读从自己手里接过电文的夏希羽。

见夏希羽的面色始终保持严肃，即使是沈涵曦也有些不安：“希羽，我们真的不需要采取最后措施吗？”

夏希羽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在读完三遍之后才说道：“目前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至少我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我再说一遍——‘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足够证明，除非能刺杀唯一或全部的核心人物甚至是整个决策层，否则这些行动几乎毫无意义。’我们除了瓦格纳和灰风两大核武器级别的存在之外，没有任何优势。没有人会在打扑克牌的时候在开局就把手中最大的牌打出去。

“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来说，真正的学阀手上的资源即使用在这些方面，可一点都不比我这种有外挂的少。”

“当然，我们不主动出去，不代表别人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不做防范，之前的实战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人能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承受得住反器材步枪的冲击，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如此。就算瓦格纳暂时不在研究所，我在研究所的金库里还藏了一把我从修改器商店里准备的大玩意。”

此时，沈涵曦有了自己的猜测：“别告诉我是反坦克枪？”

夏希羽摇了摇头：“你想太多了，我怎么会用那么危险的玩意？”

正当沈涵曦松了一口气，准备继续询问的时候，夏希羽忽然说出了最终答案：“我们现在又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反坦克枪都是老古董了。我在金库里藏的是标枪（FGM-148）反坦克导弹，为了保证研究所的安全而特地准备的终极武器，顶着时代惩罚花了不少合作点数才准备了五发反坦克导弹。汪星悦、汤霄以及我自带的那几位（生活秘书）都会用。”

在场的其他人：？？？

关原首先反应过来，但她对夏希羽的操作并不是特别意外，只是问起了其中一个词：“‘时代惩罚’？那是什么？”

“这玩意在我那边的历史中的1983年还远远没有研发出来，且有不少技术是目前需要开发的，因此会在向修改器采购武器的时候产生额外的花费，那就是时代惩罚。”

关原恍然大悟，随即不再提问。

夏希羽则自行解释道：“没办法的，除了我之外，没有几个人能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哪怕是未来十年都做不到。如果没有修改器，我只能全民皆兵。”

此时，夏希羽开始表达自己面对这份消息时的无奈，“然而，自从去年下半年两边的矛盾逐渐爆发之后，我现在也看不到未来了。不论是之前的演讲，还是高质量论文在国内外的大量集中发表，我们都已经把牌打出去了。

“接下来到对方的回合了，我们只能先攒手牌，然后见机行事。刚刚那份电报就是机会——根据我的推断，乔公会在下个月的正月十五之前在浦江停留一段时间，届时也会到我们研究所来看看。我不确定是否应当回去。”

此时，汤霄问起了另一个问题：“就算乔公真的来了，我们也不回去吗？”

“以现在我们收到的答复（实际上几乎没有收到积极答复），就算谈出成果，我们总不能把希望放在‘君子协定’身上吧？对方玩政治至少比全小将【1】要强，我们总不至于比尹诚敏【2】还幼稚。或许，中国科学院的老专家们看向我们，就如同格拉齐亚尼【3】在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看向穆赫塔尔【4】时那样。”

“至于放弃任何诉求？抱歉，中国数学界不能再错过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不能弯道超车，等‘北方国家’【5】把大门关上，我们就没有在各个学科上追赶的可能了，甚至连维持平均水平都很可能做不到。”

“我相信冯康先生他们肯定知道这些，因此能站在整个国家学科布局和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人才培养的问题。”

“最近，华罗庚和冯康先生已经把50名留学生送过去了，比我预期的数字要多了至少一半，而且后者给一些学生们选定的方向还都是非线性优化等非传统领域和方向【6】，选定的导师也都是包括鲍威尔在内的一大批世界顶级的数学家。【7】”

“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做这件事，甚至还扩大了规模，恐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就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地方——包括但不仅限于：人脉、行政手段、学术经验、主权信用。”

夏希羽说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得紧张起来，于是沈涵曦忽然提问道：“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直接把鲍威尔教授连带着袁亚湘他们一起打包带到希羽组来？最好连弗雷切在内的一大批相关方向的数学家一起请过来？”

听到这个方案，夏希羽反倒用更震惊的眼神看向沈涵曦，后者却是开始自顾自地吹起了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