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21

还记载了辩者公孙龙提出的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把一根一尺长⑨的木棒，每天截取前一天所剩下的一半，如此下去，永远也不会取完。这相当于数列，，，趋向于零而不等于零。这个著名的论断，1212121223n现在讲授数列极限时仍然常常被引用。上述比较严格的定义，简单的极限概念和其他数学命题，是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和抽象出来的理性认识，虽然还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思辨性质，也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但无疑都是精彩宝贵的数学思想。可惜的是，墨家等学派这种建立定义和命题，重视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的新思想和新尝试，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数学沿着另外一条道路，逐步形成了一套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学体系。

数学教育我国数学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数学和数学教育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且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数学教育制度。据《礼记》记载，周朝规定“六年（6岁）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教师），居宿于外，学书计”①。《汉书》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②，说明当时的贵族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从六岁或八岁开始学习数（shǔ）数（shù）和辨认方向，九岁学习干支纪日法，十岁学习书计，其中的“计”是指一般计算能力的培养，“书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语文和算术。当时还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数学是“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之一，成为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在周朝，还没有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冯相氏”和“保章氏”，以及掌管财政统计的官员“司会”，军队中也有负责武器、粮饷等收支计算的官员“法算”，这些人当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数学知识。当时还把世代相传专门负责天文历法和通晓数学的人，称为“畴人”也就是早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周朝衰落以后，“畴人”子弟分散到各诸侯国，私家讲学也逐渐兴盛起来，对各地区的数学普及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春秋战国以后，数学常识为越来越广泛的人所掌握，“能书会计”（能写会算）成为介绍和鉴定官员才能的一项重要内容。

⑨《庄子·天下篇》。

①《礼记·内则篇》。

②《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天文学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资料表明，我国是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采集、狩猎和农牧业活动的需要，通过观天象、定方向、定季节、告农时，逐渐积累天文知识，萌生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

早在六七千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房屋的门、墓穴和人骨架的头部都朝着南方，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积有五层墓葬，晚期的叠在早期之上，但方向仍大体一致。①这种一致性表明他们已能辨认方向。对于原始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人来说，能够赖以定方向的依据只有天象变化，特别是太阳。

太阳给大地以光明，给人们以温暖，它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陶器上，就有以太阳作为纹饰的器物。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中间为红色圆心，四周有彩色光芒，显系太阳的图象；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出土的灰陶尊上，画有日出于山岗之上和日出于山岗云气之上的图案，恐系“旦”字的象形字。稍晚的文献《诗经》中则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的诗句②，表明在山岗上观日影定方向，另一篇《邶风·定之方中》说：“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这些观太阳定方向的描述，正是古老习俗的遗留。

日出和日没不仅指示了方向，而且形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循环，昼夜交替使人们产生了日的概念，昼夜与太阳都用“日”字表示，日显然是同太阳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计算日子的流逝，原始时代就出现了许多方法。我国解放前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在绳子上打结，有的在竹上刻划，有的在竹筒里放石子，这些记日方法显然是很原始的。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干支记日法，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夏代末期帝王的名字就已采用了十干中某些字，如孔甲、履癸，说明它们可能产生得更早些，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用十干与十二支相配，得到甲子、乙丑、丙寅癸亥等六十个干支名称，用来记日便是六十天一循环，这种记日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一块武乙时期（约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着六十干支，这可能是当时的日历。在甲骨文中还有旬字，殷人称十天为一旬，这一名称也一直流传到今天。

月有圆缺，这是夜晚可能看到的最明显的天象变化，从月圆（望）到月圆，或从月初见（朏）到下一次见到，或从月不见（晦）到下一次不见都差不多是三十天，月的圆缺变化产生了“月”的概念。阿细人的跳月，藏历的定望都是原始时期的遗留。望、朏、晦比朔更早被人们所认识，最早的“朔”字见于《诗经》。

季和年虽然比日和月的周期要长，但它的产生并不晚。因为，它比起日月来也许更重要，寒来暑往，草木枯荣，农业的收成，动物的繁衍都同它密切相关。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要求准确掌握时令季节，而天象的周期变化与物候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通过观察天象就能确定季和年的变迁。观象授时既是生产之必需，也是最早的天文活动。文献上记有古代传说：“少皞氏之衰①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②《诗经·大雅·公刘》。

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①这段记述说颛顼时代已有了“火正”的专门官职，负责观察大火（即心宿二）这红色亮星来判断季节。后来由于氏族战争，观测停止了，结果弄得季节掌握不住，造成很大混乱，到帝尧时代又恢复“火正”之官，让他明时正度，造成了风调雨顺、生活安宁的局面。《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印证了这一传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祀时焉！”陶唐氏即是帝尧。

尧不仅恢复了火正，还立羲和之官，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观察日月星辰，以告农时。《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典》虽非尧时所作（学者们多认为作于战国初或稍早），但可能记有较早时代的事情。这段文献所指出的四仲中星，即不同的季节黄昏时有不同的星到达南方天空。按现代天文学来推算，鸟、火、虚、昴四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黄昏时到达南方天空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尧时相当。所以，《尧典》的记述可能正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情形。

至于“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述，更说明了历法的萌芽。年、月、日概念的建立是历法得以产生的基础，一年有366天的识别，又设置闰月来协调季节和月分的关系，这是天文学的重大进步。殷商甲骨文已有十二个月的名称，还有大量十三月的记载，这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证明。从甲骨文的片断记载可以推论殷代历法已有相当水平，它大体上是以干支记日，以月亮圆缺的周期记月，以冷暖循环来记年，一年有12个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年有13个月。这一阴阳合历的传统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古历的重要特点。

殷周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行用不同的历法，计有夏、殷、周、鲁、黄帝、颛顼六种，通称古六历，这些历的年长都是天，故又称古四分历。36514它们的不同在于岁首，黄帝、周、鲁三历以十一月（子月）为岁首，称建子，殷历以十二月（丑月）为岁首，称建丑，夏历以正月（寅月）为岁首，称建寅，这就是“三正”之说。此外还有颛顼历以小月（亥月）为岁首，称建亥，目前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些历的详情还不太清楚。

天文和历法的发展基于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悠久最系统的。《夏小正》一书中按月分记录了天象和物候的关联，如“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等等，该书虽然成书较晚，但这些天象记录如实地反映了三四千年前的天象。《鹖冠子》也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①《史记·历书》。

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是三四千年前的天象。

殷墟甲骨文中包含着更多的天象记录，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的日月食记事，现在能大体定出时间的有四次日食，五次月食，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文中记录大火附近出现新星，它比古希腊伊巴谷Hipparchas（前二世纪）记录的第一个新星（公元前134年）要早一千多年。比甲骨文稍晚的金文中有大量的西周月相记录，如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等，虽然对它们的含义是指一个月中的某一天或者某一部分还有争论，但其同月相变化有关是没有疑问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天象记录在《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著名的《豳风·七月》诗记载了天象与物候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历法知识；《小雅·十月之交》的日食和月食记录，引起了研究者的很大兴趣，据中外学者考证，十月辛卯朔的日食和紧靠着的一次月食可能发生于公元前776年9月6日和8月21日，但另一些人认为是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和12月15日，因为前次日食通过北极圈之内，中国黄河流域不可能见到。《诗经》中关于恒星的记述已有28夜中十宿的名称，还有牛郎、织女、银河以及金星的不同名称——启明和长庚。

春秋时代的编年史中有37次日食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可用现代的计算来验证，并给地球自转研究提供参考。鲁文公十四（前613年）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的记录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鲁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天琴流星雨的最早记录。战国时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一作石申夫）辨认并观测了大量恒星，测定了120多个星的位置，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公元前444年）遗物上发现了完整的28宿名称，并和北斗图象相联。这些天象观测记录和所达到的天文学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

和天文学从原始社会萌生的同时，人们也产主了对天空和自然的原始宗教意识。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宗教思想和自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自然神的崇拜为奴隶主阶级利用，出现了人格化的、主宰一切的天神，人世间的君主也是授命于天的。人们对天空现象的迷惘，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使星占术得以产生。这就是古代许多天象记录同星占迷信纠缠在一起的原因。第三节气象学气象和天文学在我国古代统称天文，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气象现象是发生在地球大气层内的，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则在大气层之外。气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为了生存，人们经历了对自然气候的适应过程，从穴居野处发展到营室居住，他们把屋门开向南方，又用兽皮树叶缝制衣服，抵御风寒。人们虽不断积累气象知识，而对其成因却一无所知，从而产生对自然神的崇拜。《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到，南方多雨是因为南方为雨师应龙所居，北方干旱是因为旱神女魃居于赤水之北（今河西走廊以北的大沙漠）。古人认为风云雷雹都各有神，各司其职，而传说中的“后羿射日”则反映了人们战胜干旱燥热的美好愿望。

殷商甲骨文保留了大量天气现象的记录，出现了晴、云、阴、霾、雾、虹、霓、霜、雪、雷、电、雨、风、雹等名称。公元前十三世纪文丁时期的卜辞中有连续十天的气象记录①，这是世界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也是后来传统气象记录的先声。甲骨文中对风雨有不同的称谓，雨有大雨、小雨、幺（丝）雨（毛毛雨），风有小风、大风，风（骤风）、大飓（狂风），可说是风力、雨量分级概念的开始。

殷商时期有关天气和物候现象的记录大量出现，揭示了我国大陆上古今气候的变化情况。二千多年前的物候现象比现今要早一周以上，黄河流域当时生长着很多竹子、桑树，种植水稻，还有大象，表明那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古代气象史料可以用来为现代许多研究项目做参考，因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观象授时阶段，为了利用物候现象来判断季节时令，经常注意观察气象变化，促进了对气象规律的认识。《夏小正》中按月列出的物候现象，也附有气象情况，如“正月鱼陡负冰，时有后风，寒日涤冻涂”，“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等等，在《诗经》、《月令》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物候描述。随着观察的深入，感性知识增多，形成了一些天气预报的谚语。《诗经·鄘风·巍觥吩唬骸俺?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早晨日出时看见西方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了，这个谚语至今还在我国民间流传。《小雅·渐渐之石》还记有：“月离于毕，渒滂沱矣！”说是看见满月进入毕宿，就到了孟秋多雨的季节，秋雨绵绵，这是一种长期预报。《古微书》中记录的“月离于箕风扬沙’，也是类似的意思，指满月进入箕宿就进入多风的春季，尘土飞扬。《小雅·信南山》的“上天同（彤）云，雨雪雾雾”，表示彤云密布，大雪就要来临。

对气象规律的认识使人们对神的主宰产生怀疑，并进而思考风云雷雨的成因和本质。《庄子·天运》对风由神的呼吸而产生之说发出疑问，“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指出风回旋不定，东西任吹，有谁闲着没事去披拂它呢？宋玉《风赋》说：“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关尹子·二柱》篇说：“气之所自生者，如摇帘得风，彼非摇时，非风之气”，提出风即气，气流生风，不流无风，仍是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里借阴阳和相互转化的概念辩证地叙述了①董作宾：《殷文丁时卜辞中一旬间之气象记录》，《气象学报》17卷1—4合期，1943年12月。雨和云的关系。从现象来看，雨从天降，云从地升，而雨又是云形成的，故实质上雨还是出自地。地下有轻阳之气上升，天上有浊阴之气下降，互相转化而成**。《庄子》认为“阴阳交争为雷”，《春秋·元命苞》说：“阴阳激为电”，都认为雷电是一种阴阳冲突所生成的现象。《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有一段总括性的话：“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雹霰者，一气之化也。”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这些记述力图从自然界本身去说明天气现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第四节地学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非常早。他们必须知道什么地方有植物果实可采，什么地方有动物可供狩猎，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石头可供制造石器。这种对环境的认识，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地学知识。在170万年前元谋人居住的地方，不仅有石器、炭屑，而且还有许多动物骨头化石，常见的动物有云南马，剑齿虎、象、犀牛等①，说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群落以草原——灌木丛林为主。元谋人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用木棒和石器猎取食物。同时也经常去湖滨、草丛地带采集植物果实，捕捉龟、蚌，以求得生存。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熟悉了周围环境，对地理现象有了认识，从而获得了最原始的资源分布知识，方位概念，动、植物知识和矿物岩石知识等。特别是北京猿人，他们在周口店地区生活了数十万年②，一代一代地积累了对当地环境的知识。

从考古发掘材料知道，旧石器时代，中国的远古居民主要用石英岩、玄武岩、硅质灰岩等十一种岩石和矿物制造石器，并用赤铁矿作随葬品，用石墨制装饰品。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利用矿物岩石的品种显著增多，有花岗岩、玛瑙、变质页岩、流纹岩、滑石、泥质灰岩、碧玉、片麻岩、绿松石、蛋白石、硬玉、自然铜、瓷土、高岭土等37种，加上旧石器时代的13种，总共是50种①。这就是说，在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初步认识了12种矿物，32种岩石，6种土。他们在利用这些矿物和岩石时，对它们的硬度、颜色、透明性、手感粗细程度、比重等物理特征也有所认识，并用这些知识去辨别或寻找这些矿物和岩石。

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人对植物与环境，特别是植物与土壤的关系已有某些认识。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古文献也记载，禹“尽力乎沟洫”②，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③。这些说明，当时的人已认识到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水稻，并积累了开沟引水种稻的知识。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遗址来看，门多向南，那时已有方向的概念，知道门向南开，进光量多，冬季阳光可射进屋内，使房屋更暖和，《尚书·尧典》中已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记载。

自有文字以后，地学知识得到更迅速的积累和传播。甲骨文中有土方征我东鄙，鬼方牧我西鄙的记载④，说明商朝四周有许多方国，已有国境线的观念。有的甲骨文记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⑤。《尚书·禹贡》和《周易》则记载了八个方位。这说明，从夏朝到周朝方位观念的发展⑥。

①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7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②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1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①李仲钧、王概之《我国史前人类对于矿物岩石认识的历史》，《科学通报》1975年第五期。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②《论语·泰伯》。

③《史记·夏本纪》。

④原文为：“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我西鄙田”，见《殷虚书契菁华》。⑤见《缀口》二四○。

⑥见《周易正义》卷九，“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禹贡》：“东原底平”，“至现存古籍中，最早提到地图的是《尚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这里所说的“伻来以图”的“图”，是为选建洛阳城址而特别绘制的地图①。它说明，周初不仅有地图，而且已经在生产建设中应用地图了。

由于政治、军事、生产的需要，地图的发展非常迅速。根据《周礼》的记载，周朝已有数种专用地图。如行政区划图，从图上能“辨其邦国、都鄙、四夷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农业地图，由土训官掌管，“以诏地事”。地形图，从图上能“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矿产图，由矿人掌管，对“金、玉、锡石之地”矿人要“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交通图，从图上能“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还有用地图打官司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可见地图的应用范围已相当广泛。在《管子》一书中，还有专门论述地图的重要性，地图的内容，地图在军事上的作用的《地图篇》，写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径川陵陵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可见春秋战国时的地图，已是画着符号的山川城郭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山川险阻，各种地物地形，从草木到城郭大小，从道路远近到名邑废邑，都有数理的概念，可以审知地域大小，地图的绘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国策·赵策》讲述苏秦以合纵说赵王：“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这意味着战国时的地图有了分率（即比例尺），从图上可以量测地域面积大小。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天下之图。而各国亦自备详细而保密的本国地图，所以荆轲刺秦王，“献督亢地图于秦”，以此诱见秦王。献地图就等于把江山献出去。这种观念，在韩非的著作中表现很明显。他说：“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单；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①。

早期描述区域地理的专著有《山经》和《禹贡》。

《山经》是现存《山海经》里写作时间最早、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②。它以山为纲领，对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及两大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进行综合性的记述。

《山经》的作者以今河南省西部作为“中山经”的主要部分，自此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以东为“东山经”。这五个部分就是五个地区，每个地区之内，作者以山岭为纲，分列次第，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道里依次描述各个山的地形、水文、气候、天然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

《山经》一共描述了四百五十一座山，三百条水，二十七个湖泽，一百于南河”，“弱水既西”，“东北会于■”。

①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三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①《韩非·五蠹》。

②《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现存这种形式的《山海经》，可能是汉代形成的。

六十种植物，二百七十多种动物，八十九种岩石和矿物。

《山经》对山的描述包括山的形态，高度，宽度，坡度，积雪情况，分水岭等。比如太华山（今华山），它说是“削成而四方，高千仞，广十里，鸟兽莫居”。今天由渭河平原南望华山，正是如此①。

《山经》对水的描述，力求讲明河流的来龙去脉，水的季节变化，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河床地貌等。

《山经》对岩石矿物的描述是很出色的，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详细地记载岩石矿物的著作。所记岩石矿物种数达89种，产地三百多处。描述的矿物性状有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磁性，感觉性质（粗糙或滑腻），敲击声音，医药性能，集合体的状态——土状、块状、卵状、米粒状，共生关系，可熔性等。矿物的名称体现了矿物的特征，如磁石，采石，瓀石，丹粟，茈石，白玉，青■等。矿物的共生现象有赤铜—砺石，铁—文石，银一砥砺，铁—美玉—青垩，黄金—银，白金—铁，金—银—铁，金玉—赭石等②。以前曾有人把希腊学者乔菲司蒂斯（公元前371—前286，Theophrastus）的著作《石头志》（书中记载了十六种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说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矿物学文献，其实，在《石头志》问世前二百年，《山经》已问世了，而且内容比它丰富得多。

《山经》记载了一百六十多种植物，对某些植物的形态作了简要的描述。其中有四十九种是药用植物，这是后世本草著作的肇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记载反映了地区差异。比如热带、亚热带地区多桂、橘、柚、楠木等，而温带干旱区多松、柏、白果树等。

《山经》中记载的动物名称约二百六十多种，也体现了地区差异。比如热带地区多象、蛇；寒冷干旱区多马、骆驼、旄牛等。其中药用动物六十四种①。

《山经》又是一部药物书，一共记载了一百一十七种药物。除动、植物外，用无机物作药的四种。这117种药物中，给人治病的103种，给牲畜治病的2种，毒鼠、毒鱼的6种。

上述事例表明，《山经》不仅是一部古代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我国最早的类书”②。

《禹贡》全书只有近一千二百字，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部分组成。“九州”主要依据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线来划分，这种自然分区很富有地理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各州就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运输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是早期区域地理的杰出著作。“导山”部分，专列山岳20余座，并归纳成几条自西向东的脉络。“导水”部分专写河流，共9条水系。这是我国地理学专就山岳和水系进行研究的开始。“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的大一统思想，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诸侯割据的形势下，这种大一统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43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②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2年8月28日。①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②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载《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第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除了《山经》、《禹贡》之外，还有一些著作也含有丰富的地理知识内容。比如《周易》、《诗经》、《周礼》、《大戴礼》、《国语》、《管子》等。

《周易》谦卦象辞说：“地道变盈而流谦”。唐代孔颖达解释说：“丘陵川谷之属，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是改变盈者，流布谦者也”。显然这是对流水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的概括。所谓“地道”，就是指上述流水的侵蚀与沉积作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地表一种有规律的活动。

据统计，《诗经》中记载了三十多条河流，主要是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及其支流；记载了二十多座山，如泰山、嵩山、首阳山、终南山、蒙山、岐山等。叙述的地貌形态名称至少有六十多个，如山、冈、丘，陵、原、隰、洲、渚等。河岸地貌又分岸、干、浒、涘、溽、鞫、将、湄、■、浦、濆、麋、频等。对于山，还注意植被覆盖情况，把有草木的称为“屺”，没有草木的称为“岵”；土山戴石的称“崔嵬”，石山戴土的称“砠”。对于丘，又根据形状不同而有多种名称。如“宛丘”是四周高，中央低；“顿丘”是单独的一个丘；“阿丘”是偏高的丘；“京”是高丘等。可见当时对于地形已有了比较细致的观察。所记植物名称多达137种；动物名称110种；气象名称个，如风、雪、雨、霾、雷、霆、霜、冰、云、霰、霡霂、?等。风又分终风、凯风、谷风、北风、飘风等。气候方面，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称，有不少物候记载。特别是《豳风·七月》，可以说是一首物候歌。如“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六月莎鸡振羽”，“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方位名称六个，矿物三种。此外，还对一些地学现象进行了描述。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对地表发生剧烈变化的描述。

《大戴礼》中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记载物候的专著。它成书的年代虽然在奴隶社会后期，但其中的某些认识很可能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全书只有四百多字，但内容相当丰富。在植物物候方面，对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观察记录。如正月的物候是柳树长出了花序，梅、杏、山桃相继开花。七月的物候是芦苇长出了芦花。在动物物候方面，对鸟、兽、虫、鱼都有所注意。如正月的物候是大地回春，田鼠出来活动。野鸡鸣叫，雌雄交配。鱼儿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层的地方。农田害虫蝼蛄也叫了。《夏小正》采用的是夏历，和现在民间常用的农历月份相当。其中的正月即阳历二月。书中记载梅、杏和山桃在正月开花，又提到淮、海和（扬子鳄）等，说明所观察的可能是淮河至长江沿海一带的物候①。

《周礼·考工记》中有“橘逾淮而北为积，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是关于天然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有某个界线的最早记录。橘子多分布在长江以南，淮河以北橘子很难生长。鹆俗名八哥，多留居我国中部、南部各省平原和山林间。济就是济水，古四渎之一，地理位置由泺口以下至海，与今小清河河道略同。“鹆不逾济”，就是指鹆一般只能留居在济水以南，而貉是生活在北方的毛皮兽。汶是汶水，今名大汶水，在山东西部，古汶水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貉如果越过汶河往南，就会由于不适应较暖的生活环境而死亡。二千四百多年前，《周礼·考工记》就提出天然动植物有地理分布界线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管子·地员》是秦以前讲土壤分类最详细的著作。它将一般地区的土①杜石然等六人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74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壤分作18个类型，90种。然后分别叙述它们的性状和所宜生长的植物。又按上、中、下三等，顺序评价它们的生产性能。它用来分类的依据是：土壤的颜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酸碱性和肥力，并密切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它的缺点是由于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土壤分类表现得很机械，每类都是五种，有的甚至还和角、商、宫、羽、徵五音配合，以合五行。这种作法脱离实际，不是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

在《管子·地数》中，还记载了通过矿苗找矿的经验：“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又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这里所说的上下关系，有三种含义：第一，一个垂直的矿体或一条矿脉，山上露头中出现某种矿物，可能对下面赋存的另一种主要矿产起到指示作用，这种指示矿物在古代称之为“苗”或“引”。又某些多金属矿体（脉）的上部和下部富集的矿种有所不同，这种垂直分带现象，在古代已有所认识。第二，山上出现的某种矿物和山下出现的另一种矿物，分别产于不同的地层或岩石中。既不同属于一个矿体，成因上又没有明显的联系，属于这种情况的上下关系，仅仅是一种空间位置的相对关系。第三，山上赋存有某种原生矿床，而山下出现另一种砂矿，这种上下关系也不一定和矿床成因有联系。所以，《管子·地数》讲的找矿方法，只有一部分是通过金属矿产的共生关系寻找，其余则是通过矿产之间空间位置的相对关系来寻找①。

《管子·地员》还记载有植物生态方面的知识，指出在土质优劣、地势高低和水泉深浅不同的土地上，所宜生长的植物也是不同的。特别是注意到了植物垂直分布的现象。在山地，由山顶到山麓，依次有“悬泉”、“■崣”、“泉英”、“山之■”“山之侧”五个部分。“悬泉”上长的是落叶松纯林；“■崣”上长的是山柳灌丛；“泉英”上长的是山杨；“山之■”上长的是槚楸一类杂木林；“山之侧”上长的是刺榆。这些情况，与现在华北地区的山地植物分布并无差异①。

①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319页，地质出版社，1980年。①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第29页，农业出版社，1981年。

第十六章物理学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科学，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观察实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夏商周时期，人们已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力、热、声、光、磁等方面的知识和对于运动、时空、物质结构等问题的认识，这些知识和认识构成了这一时期物理学的丰富内容。

第一节力学知识力学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学科之一。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应用尖劈和杠杆原理，制造出某些器具，还利用斜面、轮轴等机械提举重物。下面着重介绍这一时期对于弹力、浮力和摩擦力的利用及对力的本性的认识。

由于狩猎和战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弓箭。在山西峙峪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有石镞，说明距今二万八千年前就有弓箭的发明。至春秋战国时期，弓箭的制造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工记》详细地记载了箭的杆、矢、羽三部分的构造和比例，特别是讨论了箭的结构与飞行的关系，认为箭的结构直接影响到飞行状况及射击的准确性。若箭杆前部太软，箭就会往下俯冲；若后部太软，箭就会往上飘；中部太软则飞行纡曲；中部太硬就会向上飞扬；羽毛太多则速度慢；羽毛太少较易偏斜①。这些讨论已涉及到初步的空气动力学的内容。这个时期还发明了弩，可以把弹力积聚起来，以使发射力更强。对浮力的利用也相当早。除行舟外，对水的浮力还进行理论探讨。墨家学派认为，可以浮在水中的物体，虽其形体较大，但在水中只沉浸较浅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物体中间有空隙（“形之大，其沉浅也，说在具”）②。《考工记》也提到利用水的浮力来检验车轮制造时各部分是否平衡（“水之，以视其平，沉之均也”）③。

春秋战国时期，对惯性现象已有一定的认识，如《考工记》就提到：“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④。物体的垂直下落必须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墨家曾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凡重，上弗挈，下弗扳，旁弗劫，则下直”。⑤意思是说在物体下落时，如果上不提它，下不拉它，旁不影响它，那么它就垂直下落。人们还利用重心的转移制成“欹器”。《荀子·宥坐》载：孔子参观鲁庙，见到一种可以灌水的容器，当它在空腹时是倾斜的；灌水适中就正立起来；若灌水过满就会倾覆（“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种欹器是统治者用来做座右铭的，因而叫“宥坐”。这个容器内部具有特殊构造，由水的灌入程度不同，使重心不断转移，从而出现三种不同状态。

由于长期对各种自然力的开发与利用，人们对“力”的本性也进行探讨。《墨经》对力作了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①。这里的“形”，即是形体，亦即物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力是使物体发生运动的原因。但力是什么？《墨①《考工记·矢人》。

②《墨子·经下》。

③《考工记·轮人》。

④《考工记·辀人》。

⑤《墨子·经说下》。

①《墨子·经上》。

经》说：力是“重之谓”②，即在静止的时候，力就以“重”来表示。也就是把物体下落的属性看作力。物体的下落或上举，都是由于“重”在起作用（“下，举，重奋也”）。

②《墨子·经说上》。

第二节热学知识人类在长期对火控制与利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热学知识。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庄子·外物篇》已有关于“木与木相摩则然（燃）”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发明以“阳燧”反射并聚焦太阳光来取火。阳燧是青铜制的凹面镜，反射太阳光可使某些易燃物（如绒艾）发火。原始人早已认识火势自然向上之性，因此在蒸煮食物或烧陶、冶金时，均是薪炭在下，被加热物在上，并采取了通风措施，以便增加炉温。

关于温度的测量，古代虽未发明温度计，但对于温度的判断还是有一定办法的。《考工记》中精彩地描述了在冶炼金属时如何判断炉温的高低：“凡铸金之状，金（即铜）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①这是根据不同物质的蒸汽颜色来判断炉火的温度：由黑浊到黄白，再到清白；当最后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就可以浇铸了。这种掌握火候的办法，直到近代还在使用。《吕氏春秋》：“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这是一种关于气温的判别法，据此可以制成原始的温度计。《周礼》中还有关于古人在冬日凿冰入窖，以便在天热的时候用它来冷藏食物或保存尸体的记载。

①《考工记·栗氏》。

第三节声学知识原始人类已知某些物体在受到振动之时会发声，例如敲击厚薄不同的石块、陶器会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拉动绷紧着的绳索或弓弦，以及用口吹某些空腔或管状体，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人们根据这些特点制造了石磬、陶埙等乐器；至周代，由于宫廷音乐的发展，已出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即“八音”。其中有板振动和膜振动的（如编钟、编磬、铃、鼓等），气柱振动的（如萧、管、笙、埙等），弦振动的（如琴、瑟）。春秋战国以后这些乐器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乐律方面，西周至春秋战国，已出现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和十二律的完整理论体系。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用宫、商、角、徵、羽来表示，十二律用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来表示。关于各律的确定，最早可能是采用损益弦长的办法。《管子》中介绍了一种“三分损益法”，就是把一根弦分为三段，取其三分之二，舍其三分之一，称为“三分损一”；又增其三分之一，则为“三分益一”，这样辗转相生，就可以得到各律。《管子·地员篇》的原话是：“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这种以弦长求各律的三分损益法。以数学语言来表述就是：令黄钟的宫音弦长为（1×3）4=9×9=81则徵音弦长为×（）

商音弦长为×（）

羽音弦长为×（）

角音弦长为×（）

811 13=108108113=72721 13=9696113=64——于是，按弦长大小其五音的排列为：徵（108）羽（96）宫（81）商（72）角（64）

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乐器。其中编钟一套64件，每钟都有两个发音部位，敲击不同部位，能分别发出相隔三度的两个音，整套编钟共能发出128个音，音域宽广，达五个半八度，只比现代钢琴高低两端各约少一组。中间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多种乐曲。这么大规模的编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乐器制造的杰出水平。

《考工记》对于发声体的形状、厚薄、大小同发声的关系，有过科学的记载。如钟的厚、薄、侈、弇要适当。“已（太）厚则石（声不易发），已薄则播（声散），侈（钟口太大）则柞，弇（钟口太小）则郁。”①并且指出：“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鼓也具有这种性质，也是“大而短，其声疾而短闻”，“小而长，其声舒而远闻”。《考①《考工记·凫氏》。

工记》还指出，可以适当改变发声体的形状、厚薄、大小来调音，例如磬的发声太高，就摩去它的两旁；如发声太低，就摩去其两端。

春秋战国时期还知道某些共振知识。《墨子》曾提到用倒扣在地下的空瓮来探听敌方的军事行动或确定敌方挖地道的方位；《庄子》记载调瑟时引起另一瑟的共鸣现象：“鼓宫宫动，鼓角角动”。

第四节光学知识光学知识起源甚早。日光或火光照射物体时所出现的阴影，平静湖面反映山丘、树木所成的倒影，对原始人类光学知识的积累都有一定的影响。商周时期已利用静止的水面来照自己的影。《庄子·德充符篇》：“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静也”。金文中的“鉴”字，写作“■”，表示一个人弯腰向水盆照自己的脸。由于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人们铸造了不少铜镜。它的出现为光学的实验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墨经》中记载了物体成影、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的实验结果，内容相当丰富。

墨家认为，影是由物体遮住了光而出现的，其大小同物体、光源、影屏三者之间的位置有关。并且指出，影是不会随着物体运动而移动的（“景不徙”，景，即影）①。当物体移动时，前影消失，后影产生。人们通常所看到的影的移动，其实只是前影不断消失，后影不断产生的连续过程。这是很科学的见解。《庄子·天下篇》也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见解。

“光的直线前进”是几何光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墨家学派就已知道了。墨家指出，光的照耀就跟射箭一样（“煦若射”）。基于这样的看法，对小孔成像实验做了正确的解释：人体反射的光线经过小孔以后，“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②，这样，所成的便是倒像。墨家还指出：单个平面镜所成的像只有一个，同物体的大小、形态完全一样，而且总是跟物体以镜面成对称的。对于凸面镜来说，所成的也只有一个正立的像，但较小。凹面镜所成的像较复杂。墨家把凹面镜的曲率中心至焦点的一段距离称为“中”，当物体在“中”以外时，所成的是倒立的小像；当物体在靠近镜面的“中”以内时，所成的是正立的放大的像。（“镜洼，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③）。墨家没有区分焦点和圆心是其光学成就上的一个缺陷，但他们的实验研究在世界几何光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家关于几何光学的理论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275年）所著《反射光学》约早了一百多年。

①《墨子·经下》。

②《墨子·经说下》。

③《墨子·经下》。

第五节磁学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采矿、冶金过程中，在与磁铁矿的经常接触中，发现了磁铁矿的吸铁性。这种吸铁性就象母亲吸引子女一样，因而人们最初把这种矿石称为“磁石”。如《管子·地数篇》就写到：“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磁石除了具有吸铁性之外，还具有南北指向性，指向性与吸铁性，实际上都是磁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表现。当时人们已利用磁石指向性，制造出指向仪器——司南。《鬼谷子》说到山中采玉，一定要带着司南以不迷失方向。《韩非子》也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①。古帝王用司南端正方向，以保障皇位的尊严。它实际上就是后世指南针的最早形式。

①《韩非子·有度》。

第六节对运动及时空的认识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于运动已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机械运动更为熟悉。如日月的东升西落，江河的奔腾流逝，门扉的启闭，矢石的飞行等等。先秦时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曾对机械运动作了探讨与研究，其中尤以墨家学派的研究较为深入，墨家给机械运动下的定义是“动，或从（徒）也”②。这里的“或”，应借为“域”，即区域；徙即迁徙。“或徙”即指位置的移动。这种移动包括转动（“偏际徙”），这就象门扉去掉门闩时，可以随意开闭一样（若户枢免瑟）。至于圆球的滚动，墨家也进行了讨论，认为圆球在平面上无论怎样滚动，都能保持平衡（“丸，无所处而不中”）。

墨家对静止的定义是：“止，以久也”①。就是说，静止表现为物体在某一位置上停留了一段时间。如果物在这段时间内并不停在一个位置上，那就是“不止”了。不止也就是运动。快的运动，墨家称为“无久之不止”，它就象飞矢过楹一样快；较慢的运动，墨家称为“有久之不止’，它就象人走过桥，要有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有久”、“无久”都是时间的量度。值得注意的是，墨家所谓的“无久”，并非指时间为零。墨家认为，“无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指“当时”（“始，无久也”，又“始，当时也”）。因此，墨家的“无久”，是指时间极短，就象刚开始的时刻。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时空问题已有较正确的认识。《管子·宙合篇》中提出了“宙合”的概念，认为天地十分之大，它囊括了世界万物；而宙合比天地更大，它又囊括了天地（“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这宙合就是后来所说的宇宙。《庄子·庚桑楚》说到：“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本剽（即本梢）者，宙也。”因此，宇宙是无限空间，无限时间的总称。墨家则把它称为“宇”和“久”。他们定义“久”为“弥异时也”②即贯穿所有不同的时刻，包括“古、今、旦、暮”。定义“字”为“弥异所也”③，即遍及所有不同的场所，包蒙乎东西南北。

关于运动与时空的关系，墨家指出：“宇域徙，说在长宇久”④，意思是物体的运动必须经过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在空间上要有一个距离，在时间上要有一个时间间隔），也就是说运动必须在时空中进行。

②《墨子·经上》。

①《墨子·经上》。

②《墨子·经上》。

③《墨子·经上》。

④《墨子·经下》。

第七节物质结构假说在殷周之际，人们已从日常的生产生活实际中抽象出两种有关宇宙生成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一种是“八卦”说，认为天、地、山、泽、水、火、风、雷等八种自然物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另一种是“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构成了世界万物。这两种学说长期并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进一步地对构成世界万物的那些自然物的内部结构，作了思辩性的探索。墨家学派认为物质内都是由无数个“端”所组成的。端极细小，内部无间隙（“端，是无间也”），因此它不可能剖开（“非半，弗■”）。要是把一根木条（假如下考虑它的厚度）一半一半地砍断，可有两种砍法：如果是从前头砍起，先砍掉一半，后再砍掉一半的一半，这样砍下去，砍到某一步必定会出现砍不下去的情况（“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那是因为在中间的位置上恰好有端的存在（“犹端也”）；如果是从前后同时砍，同样砍到某一步也会遇到砍不下去的端（“前后取，则端中也”①）。

公元前四世纪的名家惠施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说：“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②这个“小一”无内部可言，也和端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原子。但是某佚名辩者提出了相反的论点，即认为物质内部的结构是连续不断的，他们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①。这是一种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也是公元前四世纪时期的宋钘、尹文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学说——“元气说”。他们认为“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②。这“精”是什么？“精也者，气之精者也”。③“精”就是“气”，“气”流行于天地间，登于天，入于渊，在于海，在于山。也就是说，天地间一切东西都是由精气产生的。宋钘、尹文学说是从老子继承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④在这里，老子把“道”看成是物质的始原，它是物质性的，也就是气。

元气学说是我国古代关于物质结构的最主要的学说，春秋战国时期启其端，汉唐时期对其作了充实与发展，至宋明时期出现了更大的发展。元气学说的产生与发展，在我国物理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①《墨子·经说下》。

②《庄子·天下篇》。

①《庄子·天下篇》。

②《管子·内业篇》。

③《管子·内业篇》。

④《老子》第四十二章。

第十七章医学中国传统医学，由于近代传入西洋医学，人们习惯称为中医。中医学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同疾病和不良的卫生环境作斗争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概括，其内容十分丰富。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无论在疗效总结和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为国际上许多学者所关注。

第一节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先秦秦汉时期的学者，对医药卫生的起源，已多所讨论。《淮南子·修务训》：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始有医药”。这反映出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在日常寻觅食物以求温饱的劳动中，不但对植物药性功用积累着感性认识，而且对其适合于某些伤损、疾病之治疗，也总结着经验和教训。《帝王世纪》：“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行五藏，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这反映出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谋求健康，逐步认识人体、气象同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总结医学理论和创制医疗器械，用药原则等的原始状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药，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人头骨变形和侧门牙被拔除的情况。大汶口遗址、曲阜西夏侯，江苏邳县大墩子，福建闽侯石山以及台湾屏东鹅銮鼻等等新石器时代墓葬都有相同的发现。这种拔除和变形，绝不全是外伤所成，而是出于美观或其他需要而进行的手术所致。这就证明《史记》记述的上古外科治疗技术是有史实根据的，并不是想象之辞。

中国传统医学源于伏羲、神农、黄帝以及上古时之俞跗、歧伯等说，虽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医药学萌芽时期的状况。把这些传说理解为始于一定时期的群体经验，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节中国传统医学与巫术之关系中医学同世界各民族医学发展的早期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最早期群体医疗经验的积累，为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兴起的祖先崇拜、巫术和宗教观念所利用，甚至早期的朴素经验由巫术、巫医取而代之。这种情况在中国以殷商时期最为突出。从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看出，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医疗活动，几乎都是运用占卜祈祷祖先神鬼以求疾病伤痛的痊疗，或卜问疾病的发展情况。例如：贞病齿，告于丁，贞疾舌，桒于妣庚。

癸巳卜■，贞子渔病目，福告于父乙。

贞有病年，其死。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正是医药学发展在商周时期的真实写照，一则依赖巫师祈祷鬼神先祖以求痊疗，一则在治病中虽然施行巫术，但仍仰赖不死之药。此一时期的医疗也并非完全为巫师所掌握，民间朴素医疗经验积累仍不断进行着。例如：甲骨文关于头、耳、眼、鼻、口、齿、舌、喉、心、肠胃、手、臂、关节、足、止、骨等解剖部位之记述；关于瘤、跌伤、耳鸣、蛀齿、下痢、失明等疾病及症侯之论断；关于疾病灾祸之缠延不断，断气、丧命、死亡等之形容和结论，都反映了殷商时期我国医疗经验和认识水平。中国象形文字在其创造之初，如表示腹中有虫的“蛊”字，表示牙齿被虫蚀的“龋”字，以及醫字本身的从匚、矢、殳、酉等，表示运用酒类洗疗箭矢，刃伤及撞击、钝伤。这些文字的形、声含义，也提供了早期医学水平的宝贵资料。《周礼》：“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月令》记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之月，地气沮弛民必疾疫”。表明这一时期在探索疾病与季节、气候异常变化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代表人物，当推秦名医——医和。《左传》昭公元年记述医和给晋侯诊病时的医理论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段精辟的病因、病理论断，将中国传统医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它标志着医学与巫术的决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论述秦越人一生的业绩时，有“六不治”（即六种情况下不施治）的概括，其一即“信巫不信医”。可见，巫医在春秋时期已不再占有优势的地位。《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一结论同《内经》其他论述一样，影响中医学两千年的发展，保证了中医学的非鬼神观念。

第三节早期的药物知识和用药剂型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更为丰富。《周礼·天官》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可见用药之知识已很丰富。在《诗经》和《山海经》等文献中，也大量记录有预防疾病、治疗疾病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诗经》记有药用植物五十余种。《山海经》记有补药、避孕药、预防药、解毒药、杀虫药等126种。《周礼》所谓五味，乃指药物分属于辛、甘、苦、酸的性味。所谓五药，乃指草、木、虫、石、谷的早期分类。药物知识的积累，促进了用药方法的进步，而服药以何剂型最为方便有效，用药途径如何最好，就提到医学家的研究课题上了。精通针灸的历史学家——皇甫士安，在论述药物剂型的历史时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是商汤时之右相，出身于烹饪师，本是奴隶。他曾讲过：“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均系调味品，也是医学家用以祛风除寒的常用药。我国有“医食同源”之说，现在习用之汤药剂型可能即源出伊尹。酒也很早广泛用于医疗，“醫”字从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殷商甲骨文中有“鬯其酒”，即用百草之香，酿而为酒，用作处理尸体以防**和臭烂。《内经》强调：“汤液醪醴”。《汉书》也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论述。这些都反映了药物学从单味药过渡到数味药的组合应用，以及用煎汤煮沸和酒浸泡制等剂型以求速效的历史过程。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据学者研究早于《内经》，反映了春秋战国及以前人们战胜金创、伤痉等外利疾病的丰富经验。如用酒作为外伤止痛、洗伤消毒，指出配伍者占处方十分之一强；其丰富的外治法用药浴、熏蒸等剂型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五十二病方》所用药物已有247种，所组处方280多个，绝大多数医方系复方。由此可知，中国药物学经验的积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十分丰富，在运用药物配伍原则，协调药物作用，提高药物疗效等方面已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可以认为这是我国医学史上方剂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四节医学分科及医疗经验积累随着医疗经验日益积累和医学研究范围扩大，必然出现各有专长的医学家，形成按照性质任务或所治疾病的不同而分科。最早是医术与巫术分立。《周礼》所记“巫祝”在春官大宗伯的官职之中，而“医师”则已改属天官冢宰，可见殷商医巫不分或巫医统治的局面，在《周礼》中已分立而属不同领域了。医师这一职业，当时也已分为若干科。比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四科，并详述其业务范围和职能。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即掌管统治者饮食与营养。“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即以诊治广大群众内科疾病为职务。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即诊治各种疮疡、刃伤和伤损骨折等外科疾病，并负责外用腐蚀消毒药品制备。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这一分科和分工，可以证明这时期医药学已相当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活跃，产生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也出现了大批医疗技术专书和医学理论名著。《汉书·艺文志》记《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脏六腑疝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脏六腑瘅十二病》四十卷等。《五十二病方》一书，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原缺书名，以目录：“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瘈凡五十二”为据命名。它基本上是一部外科专书，如首先论述诸伤，其次论各种外伤引致之破伤风，婴儿断脐所致之破伤风、狂犬咬伤、犬咬伤、肛门瘘管、痔疮、溃烂、疣肿、蛇咬伤等等。因此，与《汉志》所载《金创疭瘈方》有相似之处。它在许多外科疾病的论述和医疗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使用探针以探索肛门瘘管之深浅、方向，从而决定治疗方案；用犬膀胱纳入肛门，充气后拉出，使内痔尽出以便手术切除；对疝气之论述和鉴别，特别是使用疝气带、疝气罩进行保守治疗，还有甚似修补术的外科手术等等。早期医学家探讨人体奥秘，发病实质和治疗原则，从而又出现许多理论名著。如《汉书·艺文志》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七家，2卷。可惜仅《黄帝内经》尚存，其他均已散佚。

《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简称《内经》，最早见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其成书归之于黄帝，自不可信。然以本书某些辞句为根据，认为成书于汉甚更晚，也是欠说服力的。林亿《甲乙经序》说：《内经》“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朱熹文集·古史余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吕复认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这都是说，《内经》之成书，约在战国时期，但并非一时一人之言，而是长时期众多医家共同的结集。

《内经》由两部古典著作组成，即《素问》和《灵枢》，现传本各九卷，共一百六十二篇。《针经》九卷，即《灵枢经》。《内经》综合前代医药学成就和理论认识，对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理、症候、诊断、治疗和预防，药物的性味、功用，方剂、组成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如对人体五脏六腑，脏与脏，腑与腑，以及脏与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均绳之以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所谓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属阴。六腑，是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属阳。书中运用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阐述脏腑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如肝木克脾土，即肝有病克脾。在治疗上除治肝外，还要防治脾被侵扰。至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原则的确定，药物功能作用的阐述，处方用药的调遣和配伍等，也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内经》还十分强调整体观念。除上述人体内部的整体观外，自然界寒暑燥湿，风雨季节、地势方位以及其它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都予以全面考察。这些相互关联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相互为用的理论体系。在疾病诊治过程中，很注意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处治，即人们习称的辨证论治原则。中医学两千多年来，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不断积累、充实修整而发展起来的。

第五节预防医学与养生预防疾病和增进人体健康的养生思想和技术，是很受古代学者重视的。

《淮南子》：“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内经》更强调：“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史记》论述扁鹊诊视齐桓侯未病之病后，感叹地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正是在这些先进思想指导下，中医学不但重视预防疾病和早期治疗，而且形成了一个养生的学科。养生，是以陶冶性情、增强身体健康为目的。《行气玉佩铭》约系战国初期的气功文献，其铭文是：“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四十五字的要领，与同时代或稍晚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却谷食气》，虽然文字不同，但其方法步骤基本一致。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对养生养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气功是我国历代用以增强体质、祛除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其注重深呼吸、静养，静中有动，故又称之为静功。又一派主张动功，其早期如《淮南子·精神训》所述：“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躣、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庄子·刻意篇》也有类似记载。这种模仿动物的六种术式，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得到了生动的图像说明，而且明确指出何式治何疾苦。不难看出，这些正是后汉华佗创制五禽戏的依据。

第六节卫生与医事管理先秦的卫生保健除养生、养形外，如《礼记》所说“五日则燂汤清浴，三日具沐”以及“鸡初鸣，咸盥漱”等，已形成讲究个人卫生的准则。在饮食、饮水卫生方面，也有许多科学的卫生习惯和知识。此外，如环境卫生，据研究，夏代已凿井而饮。随着城市建立，生活污水处理也早有先进的办法，如商都及战国燕下都发现有下水道。甲骨文有牛栏、猪圈等，说明当时已是人畜分舍。《周礼》、《诗经》有抹墙、堵洞、药熏、洒灰等记载，即用以除虫灭鼠。《左传》：“国人逐瘈狗”，即捕杀狂犬以预防狂犬病。

医药卫生管理制度在先秦也已达到较高水平。如《周礼·天官冢宰》规定医药卫生最高管理官员为“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除医师为众医之长设上士二人外，还有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各司掌管、考核等职责。

第七节医学家先秦时期已产生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岐伯、雷公、医和、医缓等，尤以扁鹊最享盛名①。扁鹊本姓秦，名越人，勃海鄚州（今河北任邱县）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以长桑君为师，尽得传授，游医民间，足迹遍冀、鲁、豫、秦，随风顺俗，诊治众疾，每多佳效，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声誉。他到赵国首都邯郸，当地习俗尊重妇人，他即做“带下医”（妇产科）。到周都洛阳，当地习俗尊敬老人，他即为“耳、目、痺医”（五官科及关节痺症）。到秦都咸阳，当地习俗喜爱小儿，他即做小儿医。扁鹊诊疗疾病，擅长望色、闻味、问疾和切脉，尤以切脉诊断最为精良。故有“今天下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誉。他善于综合运用药物，针灸、按摩、导引以及热熨等外治法治疗疑难大症。他曾抢救虢太子“尸蹷”（假死）使之复活。人们盛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他谦虚地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鹊诊疗疾病，每每给予巫医或淫逸酒色之徒以砭斥。司马迁论述扁鹊事迹和品质时有“六不治”的概括，其中尤以“信巫不信医”不治，影响最为深远。在巫医较盛行的时代能有此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扁鹊医术超群，医德高尚，为秦太医令所嫉，竟遭杀害。《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书，不知是否秦越人听撰。《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相传扁鹊所撰，但研究者多认为系依托之作。

①以下，关于扁鹊的材料，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十八章妇女人类的历史，是妇女和男子共同创造的。种族的延续，社会生产的运行，文化活动的发展，都离不开妇女，有时妇女的劳动还占了更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记载的缺乏，我们对于有关妇女的历史知道得太少。汉代刘向著《列女传》，是一部最早的关于妇女的传说。在作者浓厚的封建意识的支配下，这部书的内容虽保存了一些资料，可惜多不免陷于空疏。今取其所记有历史意义者数事，并略有增益，汇为本篇。

第一节女娲，简狄、姜嫄女娲是一位传说中的创世女神。她曾抟土为人，炼石补天。

据说，女娲的时候，天的四极塌陷，大地分裂，到处是熊熊的烈火，到处是浩瀚的水流。女娲炼成五色石，把天补了起来；斩断了巨鳌的四足，把四极撑了起来；平定了水土，使人们有了定居的条件①。

女娲又在她开辟的土地上，造出人来。《风俗通义》引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借，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①关于女娲的一些说法，显然是神话。但这些神话推崇女娲，把她说成是创世的女神，同时又尊为人类的始祖，这是妇女在远古时代的社会地位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

不知是在女娲神形成以前或以后，商族的老祖母简狄和周族的老祖母姜嫄出现在传说世界里。简狄生子契。姜嫄生子后稷。她们的儿子，分别成为商族和周族创建基业的人物。相传，她们在生这两个儿子的过程中，都有一段奇迹。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又《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说的都是简狄的故事。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上帝命玄鸟把卵带给她，她吞了卵而有孕，后来生下契来，成为建立了商族和商朝的始祖。《诗》中的帝和天，都是上帝。上帝命玄鸟送卵，也就意味着上帝送子嗣给她，而这子嗣后来成为创建商族的伟大人物，而简狄在商人的心目中也成为商族的伟大女性。

《诗·大雅·生民》是一篇咏赞姜嫄②和后稷的长诗。诗的开端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大意是说，当初有人的时候，只有姜嫄。她祈祷着，祈求有个儿子。后来她踩着上帝的脚印，停顿下来，感到肚子里震动，就怀了孕，有了孩子，就是后稷。诗词接着谈到后稷在农业上的出色成就。他种的粮食，经过加工，上帝都闻到了它的香气。女娲、简①《淮南子·览冥训》。

①《太平御览》七十八引。

②参看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第73—80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狄和姜嫄，都可说是创世纪中的人或神，而姜嫄在周人的心目中当然也是周族的伟大女性。周人有诗称颂她，说：“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①①《诗·鲁颂·閟宫》。

第二节太任，太姒太任，是周先王王季的妃，周文王的母亲。太姒，是周文王的妃，周武王的母亲。宗周诗人歌颂周的功业，如《大雅·大明》，太任、太姒跟王季、文王并举，虽没有列举多少具体事实、但显然是因为太任、太姒在殷周兴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大明》诗辞说：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丕）

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从诗章看来，周之伐殷，是上顺天意，下合民心的。太任之嫁王季，太姒之嫁文王，以及文王武王之出生，都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之天意的安排。太任太姒被安排的历史位置，是极有分量的。诗辞中指出“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指出“大邦有子，伣天之妹”，都在表明殷商姑娘的来嫁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从当时殷周两国文化发展的水平来看，周比殷为后进，殷商姑娘之西来，是可能带来一些较高的文化。诗辞又指出渭滨的亲迎，是“造舟为梁”，可见迎亲送亲的队伍之盛大，使诗人感到“丕显其光”，也就是感到极大的光荣。《周易·归妹》爻辞有“天乙归妹”，即指“大邦有子，伣天之妹”的出嫁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到爻辞里，可见其流传之广，而为当时人所熟知。

第三节许穆夫人赋《载弛》《诗·国风》里有不少歌咏妇女的诗，也可能有不少为妇女自己所作。

但一直到现在，可确认女作者姓名的诗，以许穆夫人所赋《载驰》为唯一的诗篇。如单以作诗的时间而论，许穆夫人的《载驰》要比屈原的《离骚》早三百几十年。

许穆夫人出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的卫国（今河南湛县），是卫宣公的女儿，卫懿公的妹妹，出嫁于许。公元前660年，狄灭卫。《左传》闵公二年记卫灭后的情况是：“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餽）公乘马，祭服五乘，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这说的是卫灭亡后，结集遗民，进行善后并得到齐国援助的情况，这正是许穆夫人赋《载驰》的历史背景。

对《载驰》的解释，颇有歧义，而主要由于对《载驰》首章之理解不同。《载驰》共五章，首章的诗辞是：载弛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头四句是作者自述她的想象：她坐上马车，急急忙忙地去吊唁卫侯，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漕（曹）。但“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事实上只能派遣许国大夫去辛苦一趟，自己只能把忧愁埋在心中。以下四章都说的是作者的愁苦和许人的漠不关心。《诗·小序》说：“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复，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小序》所说，大体得作者之意，但作者对于许人更多责怨之辞，故有“许人尤之，众稚且狂”的诗句。诗中为卫提出“控于大邦”的想法，这是卫国仅有的出路，而卫国实际上也是依着这条路线走过去的。末章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可见当时的许国上层议论纷纷，作者却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见怪吧，你们的种种想法都不如我的主张。许穆夫人不只是一个能作诗的妇女，也是一个临乱不乱，有政治见识的人。

第四节齐姜劝导晋公子重耳晋公子重耳因晋国内乱，长期流亡在外。他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女儿姜氏嫁给他，他在齐国受到很好的待遇。他有马二十乘，一乘四马，就是说有马八十匹。他过着舒适的日子，打算老死在齐国了。齐桓公死了，孝公即位，诸侯们不再听齐国的话了。重耳的随从们知道齐国帮不了他们多大的忙，而重耳却有终老于齐的思想。他们想离开齐国，怕重耳不答应。他们在桑树下面商量，却被采桑的蚕妾听到了，而他们没有察觉。

蚕妾把听到的话告诉了姜氏。姜氏怕走漏了消息，对重耳不利，就把蚕妾杀死了。姜氏对重耳说：“从者要同你离开这里。听到这消息的人，我已把她杀了。你一定要同意大家的考虑，不可犹豫，犹豫是不成事的。你逃避晋国的内乱，到现在已经够受的了。自从你离开晋国，晋国没有安宁的日子，人民没有一定的君主。天没有亡晋，但是在你以外，没有别的继承人选。得有晋国的人，不是你，还是谁？你努力吧！上帝已与你同在。你犹豫不定是会有灾难的。”

重耳对姜氏关于晋国政局的分析并不动心。他说：我不再走动了，一定要死在这里了。

姜氏征引了《诗·小雅》、《郑风》、西方之书和管仲的遗训，阐述“怀”与“安’的危害。所谓“怀”，是指个人的私欲；所谓“安”，是指贪图安逸。姜氏说：“齐国之政败矣，晋之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①君国可以济百姓，而释之者非人也。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又说：“公子唯子，子必有晋，若何怀安。”重耳面对姜氏这样坚决而有远见的劝导，还是不能接受。于是姜氏就与重耳的主要随从，也是他的舅父狐偃，共同商议，将重耳灌醉，载在车上，离开齐国。重耳酒醒后，极怒，拿起武器来，要同狐偃拼命。但后来，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最终回到晋国掌握国政，证明了姜氏之正确与远见。

①以下，见《国语·晋语一》。

①《国语》韦昭注：“几，近也。言重耳得国时日近。”

第五节晋弓工妻谏平公春秋年间，晋国有个弓匠，接受了晋平公交给的做弓的任务。他做了三年，才把弓做成。晋平公拉满弓试着射了一下，连铠甲的一层叶片都没有射透。平公怒，要杀弓匠。弓匠的妻子听说，请见平公。她对平公说，“您听说过公刘的事吗？公刘看见牛羊践踏芦苇，心里就很难过。他恩德及于草木，难道还要杀无辜的人吗？秦穆公时，有盗贼偷吃了他的骏马，他怕他们吃马肉容易得病，反而送酒给他们喝。楚庄王宴群臣，有一个人趁着蜡烛灭的时候拉了一下庄王夫人的衣服。夫人揪断了那个人的冠缨，要庄王点上蜡烛追查。庄王不答应，没有去追查，反而要群臣把冠缨都取下，尽情饮酒。这三个君主，仁德著于天下，终于得到了他们所赦免的人的报答，美名传于后世。帝尧治天下的时候，他住的房子，茅草屋顶不加修饰，柞木椽子连砍都不砍，门口只有三层土阶。即使这样，他还觉得盖房的人太辛苦，住房的人太安逸了。现在我丈夫给您做弓，也够劳苦的了。弓的主干生于泰山的山坡，于一日之间三见阳、三见阴，非常坚硬而有韧性；弓缘缚上燕国出产的牛角，弓身缠上楚国产的麋鹿的筋，再糊上河鱼的胶。这四种材料，都是天下难得的好料。用这种材料做的弓，您射起箭来还不能穿过一层铠甲叶片，说明您不会开弓。但您反倒要杀我的丈夫，这不太糊涂了吗？我听说，射箭的规矩，左手就象顶住千斤之力一样牢牢稳住弓，右手象附在树枝上一样轻轻钩住弦。右手发箭，左手没有感觉，这才是射的道理。”

晋平公按着弓匠姜说的办法拉满弓，射穿了铠甲的七层。弓匠立刻得到了释放，并得到了平公的赐金。

第六节赵威后问齐使大约是在战国晚期，齐王使使者问候赵威后。齐王的书还未打开，威后就问：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高兴地说：臣奉使前来，您不先问王而先问岁，难道是要把贱者放在前面而把富贵者放在后面吗？威后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岁，何以有民？如果没有民，何以有君？所以我要这样发问。难道要我舍本而问末吗？”

紧接着，威后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她说：“钟离子无恙耶？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她又说：“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卹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她又说：“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她说：“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她又提出于陵子仲，这大概是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的人，但威后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赵威后问齐使的话，见于《战国策·齐四》。赵威后，疑即赵惠文后。

赵惠文王死后，嗣王年幼，后用事。威后问齐使，或即这时候的事。威后在初见齐使的问话，可以说是对于她的政治思想的概括。在很长时期里，中国政治思想家不断称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种思想跟威后问齐使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威后紧接着又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社会风气的问题，是应该表扬什么和打击什么的问题。威后所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政治上带根本性的问题，反映了威后的政治见解，这在战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中是很难得的。可惜，关于威后的事迹，别无可考。

第七节孟母教子孟母是孟子的母亲。孟子早年丧父。他是在母亲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

孟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良母亲，两千多年来，被认为是母亲的典范。相传孟子幼年时候，住家在墓地附近。他做游戏、学埋死人。孟母怕这样下去会对孟子产生不好的影响，便将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在这里，又学商贩叫卖。孟母觉得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好环境，又将家迁徙到学宫附近。这样一来，孟子在游戏的时候，就学揖让进退等礼节。孟母认为这才是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便定居下来。这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又相传，孟子开始上学的时候，读书不肯用功。有一次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缉麻线，问他学习的进展情况。孟子回答说：还不是那么回事。孟母听了很生气，用刀把机上正在织着的麻布割断。孟子惊恐地问：为什么这样做？孟母说：“你不好好学习，就象我把织着的布割断一样。你不好好学习，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这是有名的“孟母断织”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选择教育环境的，一个是关于教子成材的，反映了孟母对于幼儿教育极大的重视。她不只是对问题看得准，而且执行得坚决。孟子后来成为孔子以及儒家大师，不应简单地归功于母教，但不可否认，母教对于孟子的成长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九章杂传伯夷、叔齐、柳下惠、西门豹、荆轲，他们的行事不必可取，旧史关于他们的记载或亦不无涂饰。但这些事迹有近于独立特行，久为人们所乐道，因辑为本篇，以备观览。

第一节伯夷叔齐①不食周粟伯夷和叔齐，是殷商末期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县南）君的儿子。孤竹君想在他死后立叔齐为君。他死后，叔齐让位给哥哥伯夷。伯夷不肯，说，“这是父亲的意思。”随后伯夷就出走了。叔齐不肯继位，就也出走了。国人立了孤竹君的中子为君。

兄弟二人出走后，听说西伯昌（周文王）有德行，尊重老人，便决定到周去。

他们到周后，西伯昌已死，武王继位。武王帅师伐纣。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带着队伍去打仗，能说是孝吗？周为商臣，以臣代君，能说是仁吗？”武王的手下想杀了他们，姜太公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叫人把他们搀扶走了。

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以武王的做法可耻，义不食周粟。他们隐居于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采食野菜山果，饥饿而死。死前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孔子、孟子对伯夷叔齐都加推重而又有所不同。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①孔子称赞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②，“不降其志，不辱其身”③。又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④。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⑤但又说：“伯益隘，君子不由也。”⑥司马迁为伯夷叔齐立传，特别重视孔子对他们的推崇，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

①事见载于《史记·伯夷列传》。

①《论语·述而》。

②《论语·公冶长》。

③《论语·微子》。

④《论语·季氏》。

⑤《孟子·公孙丑上》。

⑥《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节柳下惠不辞小官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柳下，是封邑或所居地。他是鲁大夫展无骇的后裔①，鲁僖公时人。

柳下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典礼，娴于辞令。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伐鲁，僖公使展喜犒齐师，并使展喜于事先在柳下惠那里准备好辞令。齐孝公见到展喜，就问：鲁人害怕吗？展喜说，“小人害怕，君子不害怕。”孝公说：“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你们依仗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对答：“我们依仗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而赐之盟，说“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盟书藏在盟府，为太师所职掌。桓公也就是根据这个，得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道救其灾，这是执行固有的职责。现在您嗣位了，诸侯都希望您继承桓公的事业，因而我们也没有聚众设防。我们认为，您嗣位不过九年，如果弃先王之命而废应尽的职责，怎样向您的先君交待呢？你一定不会这样作，所以我们不害怕。”齐孝公听了这番话，只得答应撤兵②。

大约也还是在僖公年间，有海鸟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当时在鲁执政的臧文仲使国人致祭。柳下惠认为，祀典是国的大节，臧文仲的决定没有依据。他详细地论述了祀典共有噘、郊、祖、宗、报五种，另外还有社稷山川等有利于民的神。在这些范围以外的就没有祀典。他推测海鸟之至，是由于气候的变异。果然，这年，海多大风，冬暖。臧文仲听到柳下惠的议论，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使人把他的话记在简策上③。

柳下惠在典礼和辞令方面的修养，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受重视的倒是他那种虽是确然自立，却时而表现出的不拘小节，满不在乎的风度。《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予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违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褐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①。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②这大略勾划出了柳下惠的为人。“不辞小官”一语，有一定的概括性。

相传，鲁有一个独居一室的男子。邻有寡妇，亦独居一室。夜暴风雨至，坏寡妇室。寡妇请求避风雨，鲁男子不纳。寡妇说，你为什么这样狠心！鲁男子说，你年轻，我也年轻，所以不敢纳你。寡妇说，你何不学学柳下惠，他不避这种嫌疑，也没有人说他。鲁男子说，柳下惠可以这样办，我却不可以这样办③。这个故事，也说明柳下惠在群众间得到的信赖。

①《国语·鲁语上》，“齐孝公来伐鲁”条，“海鸟曰爰居”条及韦昭注。②《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③《国语·鲁语上》。

①《孟子·万章下》。

②《孟子·公孙丑上》。

③《孔子家语》。

第三节西门豹为河伯娶妇西门豹是战国初年人。魏文侯时，他为邺（在今河北漳西南）令，名声很好。

邺临漳河，漳水时常泛滥成灾。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西门豹到邺后，得知百姓苦于为河伯娶妇。他听说，邺的地方官，常年赋敛民财数百万，借口为河伯娶妇，取其二三十万，与巫祝私分。巫祝看中谁家的女子，就说应嫁给河伯。他们把这女子梳洗打扮，坐在嫁床上，投入水中。这样一来，有女子的人家，唯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河伯，便纷纷逃离邺地。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好久了。西门豹说，“河伯娶妇时，请告诉我，我也去。”

到了为河伯娶妇的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地方官吏、豪富、里父老都来了。河岸上聚集着远近闻讯前来观看的，约二三千人。大巫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身后跟着十名女弟子。

西门豹看过河伯妇后，说：“这女子不漂亮，还是麻烦大巫婆去告诉河伯，等找到更好的女子后再给他送去吧。”随即命人抱起老妇人，投入河中。隔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这么久，弟子去催催。”接着，便把一女巫投入河中。又过了一些时候，西门豹又说：“弟子为何也这样久？再派一个女巫去催。”这样，连投三个女巫后，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不能办事，麻烦三老走一趟吧”。随即将三老投入水中。

西门豹向着河面鞠躬礼拜，十分恭敬地站立。良久，他向左右看了看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还是请廷掾或豪长入河催催吧！大家听了，都很惊恐，廷掾、豪长吓得面如死灰，不住叩头，额血流地。西门豹说：“行了，再等一会儿吧。”又过了片刻，西门豹说：“你们都起来吧！大概河伯要留客人多待一些时候。你们都回去吧。”从此以后，邺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妇的事了。

西门豹征发了民吏，开凿了十二渠，是谓横渠，引漳水灌民田，初步治理了水患，使邺民人得水利之便。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后来，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又续凿水渠，引漳溉邺。

④以下，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

第四节荆轲刺秦王（附高渐离）

荆轲①，卫国人，齐国贵族庆氏的后代，卫人称为庆卿。后至燕，燕人称之为荆卿。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27年。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荆轲到燕国后，与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为好友。荆轲嗜酒。酒喝得很畅快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大家都欢乐，过了一会又相互哭泣，旁若无人。荆轲虽好饮酒，但为人沈深好读书。他游踪所至，与贤豪长者结交。他到了燕国，燕国处士田光先生待他很好，知道他不是庸俗的人。燕太子丹过去曾为质于赵。秦王政生于赵，少年时与丹交好。政立为秦王后，丹质于秦，而秦王对他不友善，故丹怨而亡归燕，谋求报复。燕国小，力不能。后来秦不断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蚕食诸侯。将要轮到燕国了，燕君臣都恐怕大祸临头。太子丹为这事很忧愁，他的师傅鞠武推荐田光②，说他为人智深而勇沈，可去与他商量。

太子丹谦恭地接待田光。太子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这件事。

田光说：我的精力已经不行了，我不敢图谋国事，我的好友荆卿可用。

荆轲见到太子丹。丹说：“秦有贪利之心，**不能满足。不尽有天下之地，臣服海内的王者，他的欲念不会满足。现在秦已虏韩王，尽吞纳其土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称臣，称臣则祸至燕国。燕国小弱，数困于兵，那怕举全国也不能够抵当秦。诸侯服秦，不敢联合。丹的个人打算，以为诚能得天下的勇士使于秦，诱以重利。秦王贪，势必得所愿。如能劫持秦王，使他全部归还诸侯的侵地，这是最好的。假如作不到，便将秦王刺了。他们秦国大将擅兵在外，而因内有乱，就会君臣相疑。乘这机会，诸侯得以合纵，将一定能破秦国。这是丹的最大愿望。但不知依托谁来办。只有请荆卿留意，答应我的请求。荆轲说：这等国家大事，我愚钝无能，恐怕担当不了这样的使命。太子向前叩头，固执请求荆轲不要辞让，这才答应。于是太子尊荆卿为上卿，安排上等住房。太子天天来看他，供太牢异物，有时还有车骑美女，资荆轲所欲。

过了很久，荆轲还没有出发的表示。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赵地全部归秦，又进兵北略地至燕国南界。太子丹恐惧，便请求荆轲说：“秦兵早晚渡易水。我就是想长久侍奉你，哪能办得到！”荆轲说：“太子不说，我也就要去秦了。但没有信物，秦王就不可靠近。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金，邑万家，如得樊将军头与燕国督亢（在今河北涿县东，跨涿县、国安、新城等县界）的地图，奉献给秦王，秦王一定喜悦见我，我乃得有以报。”荆轲所说樊将军，是秦将樊於期，自秦逃至燕，为太子丹所收留。督元是燕的肥沃地区。太子说：“樊将军穷困来归附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害长者之意，愿你再考虑考虑。”

荆轲知太子不忍，便私自见樊於期说：“秦对将军可以说够狠的了，杀戮了您的父母宗族，又闻以金千斤，邑万家，购将军头。将怎么办？”於期仰天叹息，流泪说：“於期每想到这事，常痛恨到骨髓，只是计不知怎么办！”荆轲说：“有一件事可以解除燕国的忧患，报将军的仇，你看怎么样？”於①此下，见《战国策·燕三》。

②此下记有关荆轲事，见《战国策·燕三》。

期说：“怎么办？”荆轲说：“愿得将军的头而献给秦王，秦王必喜而见我，我左手把其袖，右手刺其胸，这样将军的仇报及燕被欺凌的羞愧可以除了。将军能够做到吗？”樊於期偏袒，以左手扼右腕而进前说：“这是我日夜切齿腐心的事。现在才听到您的教导！”遂自刭。太子丹听说，奔驰而来，伏尸而哭，极为哀痛。但已无可奈何，便把樊於期的头函封起来。这时，太子已预求天下之利刃，得赵人徐夫人匕首，以百金购取之，并使工匠用毒药焠剑。以剑试人，血沾湿丝缕，便立即死去。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很畏惧，不敢逆视。于是便令秦舞阳为副手。荆柯还等待一个人，想让他一起去。那人住的远，一时还没有来到，因而他延迟了出发。太子丹怀疑他改悔，便请求说：“天数已经完了，荆卿还有意去吗？丹请先派遣秦舞阳去。”荆轲怒，叱太子说：“为什么派秦舞阳去！我所以停留的原因，是等待我的客人一起去。现在太子以为迟了，我告辞了！”便出发。

太子及宾客知道这事的人，都着白衣帽来送行。到易水边上，祭了道路之神，上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人们都掉了眼泪。又前进而为歌说：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完这曲凄凉、悲惨的歌，复为慷慨的羽声。人们都瞪着眼，发皆上指冠。于是，荆轲就上车而去，不再回头。到了秦国，荆轲持着千金的礼物，厚赂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先对秦王说：“燕王实在害怕大王的威风，不敢举兵而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于诸侯的序列，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的宗庙。他恐惧不敢自陈，斩了樊於期的头，并献燕国督亢的地图，函封，拜送于庭，遣使以闻大王，听从大王的命令。”秦王大喜，穿上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于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依次进。至陛下，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奇怪。荆轲看着秦舞阳笑，向前解释说：“北番蛮夷的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振慴。愿大王稍宽容他，使得毕使于前。”秦王对荆轲说：把舞阳所持地图献上。荆轲便取地图给秦王。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之。未及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一不子拔不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奔跑。群臣皆惊骇，因事起突然，全都失掉常态。秦法，群侍殿上的人不得持尺寸的兵器，而诸侍卫执兵器都在殿下，没有诏召不得上殿。正危急时，来不及召殿下侍卫，所以荆轲才得以逐秦王。仓卒紧急中，没有东西击轲，而以手搏之。这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投掷荆轲。秦王仓卒惶恐危急，不知怎么办，左右的人说：王推剑于背！秦王推剑到背，才拔出剑而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便引其匕首向秦王投掷，不中，只击中铜柱。秦王又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成，倚柱而笑，说：“事所以不成功，因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回报太子。”于是左右向前杀死轲。已而论功，秦王赏群臣及当坐的人，各有差。赏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说：“无且爱我，用药囊投掷荆轲”。

于是，秦王益发兵至赵，诏王翦军伐燕。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写信给燕王喜说：“秦所以特别追燕急的原因，是因为太子丹的缘故。王如果杀丹献给秦王，秦王一定能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后来李信追丹，丹匿衍水（辽东水名）中。燕王遣使斩太子丹。但过了五年，秦还是灭燕，虏燕王喜。

秦并六国，秦王政立号为皇帝。于是太子丹、荆轲的门客，都逃亡。高渐离①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地方。过了很久，工作很苦。他听到主人家堂上有客击筑，每每评论说，那些好，那些不好。主人家左右的人，告诉了他的主人，说：那个庸客是个知音的，窃言是非。主人叫他击筑，一坐皆称说好，赐他酒。高渐离思忖如久隐，贫贱俭约没有尽头，便拿出他装匣中的筑和好衣服，更容貌而前。举坐皆惊，下与他行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没有不流泪而离开的。秦始皇听说了，召见他。有人认出他来说：这就是高渐离。秦皇帝惜他善击筑，赦免了他，用马屎熏瞎他的眼睛。他击筑，没有一次不受称赞。他慢慢地接近了始皇帝。高渐离以铅置筑中，在距离更近的时候，他举筑击秦皇帝，不中，遂被杀。

附录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徐喜辰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关心和重视的一个问题。从1927年开始的中国社会问题论战算起，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建国以来，这个问题虽然仍在继续讨论，这方面的文章也不断地刊载于全国各种刊物上，但是，迄至今日止，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意见分歧还是很大的。

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国史学界目前主要的有三种不同意见。

西周封建说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史学家，以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为代表。

范文澜认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是“剥削方法的变换”，是“所有制的不同”；“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在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化上，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根据这一分期标准，他认为周国在古公亶父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因为周先公从经验中知道鼓舞农夫们的生产兴趣是增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他们对待农夫的态度，不象一般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残暴这个经验的发展，就有可能把奴隶抛弃而宁愿利用农奴”①。周之所以能灭商，正是因为新制度社会必然战胜旧制度社会。

范文澜以及和他同派的学者们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根据是：（一）在西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估计上，范文澜虽然承认当时还没有使用铁制工具，但他却说：《周颂》所载钱、镈、铚等字形，可以推想为金属工具。《载芟》说：“有略其耜”，《良耜》说：“畟畟良耜”，略与畟畟都训为锋利，耜刃锋利，当然是用金属。金属工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封建社会②。和他同一学派的王玉哲更认为，《诗经》里凡是提到“金”或从“金”偏旁的字，大半是指铜器而言的。铜耕具在黄土地带使用所产生的效力，决①以下高渐离事，据《史记·刺客列传》。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27页。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不会低于其他地区用铁工具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具体到西周的土壤的条件上，铜耕具完全具有产生封建制度的力量③。

（二）在土地所有制上，范文澜认为：周天子作为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不仅王畿内保有大块的公田，同时在王畿内分封许多卿大夫采邑。在王畿外分封许多侯国。诸侯在国内，也同天子一样，分封卿大夫采邑。庶民无权获得土地所有权，但可以通过受田的形式，获得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经授土授民之后，土地臣民名义上仍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权割让或交换，等于私有①。但是，范文澜不承认井田制度，他说：西周领主们的土地疆界纵横交错，象无数的井字，但并没有一井九百亩的那种区别，与邑密切相关的井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井田。②（三）关于“庶人”、“民”的身分问题，在西周封建论者中间有如下三种看法。范文澜认为，西周时期的直接生产者和殷代的奴隶不同。对他们不能随便屠杀，这可以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一百五六十个西周东周的墓葬，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即从商代有大批人殉而周代祭祀不用人得到证明。这种不同于奴隶的直接生产者是些什么人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奴隶是用别人所有的生产条件来劳动的，而农奴则拥有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和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斯大林也说：农奴的特征是“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范文澜根据《诗经》中的材料，认为西周的“庶人”或“民”完全符合经典作家所指示的关于封建社会农奴的特征。例如，《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说明西周的农夫有属于他的工具。《小雅·大田》：“雨及公田，遂及我私”和《孟子·滕文公》：“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都说明西周的农夫有“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即所谓“私田”，而“公田”则是农民无偿地为领主耕种的土地。《周颂·载芟》：“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周颂·良耜》：“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都是描写农夫有自己的经济。而奴隶吃主人的饭，是没有自己的经济的①。另一说认为，西周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还没有脱离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公社农民。杨向奎说：《周礼》中农业生产的主要负担者叫“甿”，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奴隶。《周礼》中又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夫”和“夫家”，也全是指农民。《地官·遂人》有夫家授田的记载。又《地官·县师》把“夫家”放在“人民”（奴隶）之上，也说明夫家的地位比奴隶高，他们包括了自由农民与被役使的农民。《左传》中的“庶人”是一个没有劳动对象而有着生产工具的阶级，亦即是农奴。“民”也具有同样的身分，“民必有主”就是说他们必须依傍于领主②。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徐中舒、童书业等人③。除此之外，还有嵇文甫的古代东方各国的文明③王玉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②杨向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1期。

③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童书业：《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期。“早熟”说。他说，在早熟的东方各国，由于“贡纳制”的关系，被征服的诸部落，除了一小部分被俘的严格意义的奴隶外，其余大部分氏族成员仍得以半农奴状态“继尔居，宅尔宅，田尔田”存在着。同时征服者氏族亦起了分化，普通的氏族成员地位日渐降落，渐渐和被征服的部落大众混合起来，形成一个被统治的“庶民”阶层。这种半农奴状态的“庶民”阶层，实际上乃是一种“尚未彻底奴化或不成熟的变种的奴隶制度”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