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13

姻状况，也保留了更多的殷商和东夷的习惯。

燕、齐、鲁、宋等国都有祭社的风俗习惯，尤其是燕、齐、宋为最盛行。鲁秉周礼，鲁庄公要到齐国观社和“矢鱼”，遭到鲁国一些大臣的反对。因为这祭社和“矢鱼”的活动，都是有关男女青年幽会的事情，鲁国已经不大实行了，而齐国却仍然还保留着这种殷商或东夷的风习。

齐国男女恋爱和婚姻关系也颇为自由。由于盛行“男从妇居”的婚制，所以女儿往往不出嫁，而是男子来女家生活。后世所谓“赘婿”，也就是这样发展来的。到春秋时，齐国的婚姻关系还保留着许多原始的群婚的因素。齐襄公的妹妹已出嫁于鲁桓公，但是襄公仍与她幽会。春秋时期，东方诸侯国中男女关系都相当紊乱，但是象襄公这样的行为倒是绝无仅有的。

襄公在位十二年，为公孙无知所害。襄公死后，国内贵族高氏和国氏拥护在莒的公子小白回国。另一派贵族则拥护在鲁国的公子纠。两方经过战斗，公子小白先回国就位。他就是著名的霸业开创者齐桓公。从他以后，齐国也兴盛起来，成为强国。

齐桓公的霸业周室东迁后，王室衰微。当时，北方的戎狄，越过太行山向东侵扰，从东北兴起的山戎也乘机扰乱燕齐边境。南方江汉流域的楚国也骎骎北上，在华夏诸侯看来，它也是蛮夷之一。在这样形势之下，中原各国岌岌可危。齐自太公时，始封于营丘，不久迁于薄姑（今山东博兴）。公元前690年，齐灭纪，接着又灭谭（今山东谭城）、灭莱（今山东黄县），它更向渤海以东发展。齐的国势不断趋向强大。这时鲁国常常受到齐的压迫而衰微下去。（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五年），齐伐鲁，鲁败，迫献地以和。鲁曹刿力争，齐才不得不归还从鲁国夺去的地方。从此齐威震诸侯，桓公始霸。

公元前663年，从东北方向侵入的山戎攻伐燕国。燕国这时始见于春秋。它求救于齐。桓公救燕，经孤竹而伐山戎。齐桓公打败了山戎之后，便把孤竹也灭掉了。这时齐国的势力向北也有发展。前661年，北方的狄人已经越过太行山，逼近黄河以北，于是侵卫（今河南淇县），侵邢（今河北邢台县），严重地威胁周王室和中原各国的安全。管仲因此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①齐桓公称霸所遵循的政治路线，后人总结为管仲这段话，就是“尊王攘夷”的理论根据，这在当时起了团结华夏诸侯的作用。齐桓公时，江南还有徐楚和一些民族部落，它们都为周王室承认为诸侯，但是它们时叛时服，而被华夏诸侯认为是蛮夷之邦，因此当时齐桓公称霸，除了北抗戎狄以外，还要抵抗楚国。这时楚国的力量强大，陈、蔡、郑、宋等国无不受其威胁。因此齐要称霸，必须付出大力去对付楚国。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以蔡亲楚，讨代蔡园，邀集诸侯在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会师，向楚国问罪，问楚国为什么“包茅不入”（包茅是祭天用的茅草），以致“王祭不供（祭品不齐全）”。又责问其国，周昭王“南征不复”的原因何在。楚使屈完承认“贡之不入”确是楚的错误，至于昭王南征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的态度虽相当强硬，但齐能会诸侯伐楚，向楚①《左传》，闵公元年。

问罪，迫楚在召陵结盟，这是齐霸业的一个高峰。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邀集诸侯会盟。周王派宰孔来参加，赐给桓公“彤弓矢、大路”，这实际上是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使他获得了“专征伐”的权利。自此开始了“礼乐征代自诸侯出”的局面。原来，在以前所谓“天下有道”的情况下，本应该由天子来召集盟会，发布作战命令的，现在却由诸侯代替了。在戎狄交侵、诸侯相互攻代的形势下，有一个霸主出现，相对稳定了当时的局面，这是齐桓公的功劳。齐的内乱与鞍之战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诸子之间为了争夺君位而发生不断的斗争，齐国便中衰了。齐桓公的夫人有王姬、徐姬和蔡姬三人，都未生子。另有“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春秋时期贵族流行多妻妾制，甚至姊妹二人同嫁一人，而嫡庶未分，诸子之间为君位继承不断发生斗争。桓公生前曾经委托宋襄公为公子昭的保护人，并已预立为太子。但齐桓公又宠卫姬，答应了立她的儿子无诡为太子。桓公病，五公子树党争立。桓公卒，遂相攻杀。易牙、竖乃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宋襄公兴师伐齐。齐人恐，杀公子无诡，迎立太子昭，是为孝公。后来开方杀孝公，立昭公潘。昭公卒，弟商人杀太子自立，是为懿公。懿公为其仆丙戌与御潘职所杀害。于是少卫姬的儿子元立，是为惠公。自公元前643年到前608年，齐国五子争立。接着齐国又发生贵族之间的争权斗争。

惠公时期（公元前608—599年），狄人中的长狄鄋瞒部来侵。齐、鲁、卫等国共起抗击。晋获其首领焚如，齐王子成父获荣如，杀之，埋其于北门。长狄鄋瞒部由是遂亡。

惠公时，崔杼有宠。惠公卒后，国、高两大贵族、怕他势大专政，共起逐之。崔氏奔卫。顷公（公元前598—前582年）即位，很想重振齐国。这时，晋使郤克来齐。他的脚跛，一拐一拐地来到齐国朝廷上。齐顷公的母亲、夫人、妃子都在帷后偷看，不觉笑出声来。郤克引以为耻。他在回国以后，要求晋厉公出兵为他雪耻，厉公不许。公元前589年，齐伐鲁卫，鲁卫大夫都到晋国请援，都住在郤克那里。晋于是决定救鲁卫伐齐，开战于靡笄山下（在今济南）。这就是有名的鞍之战。齐顷公亲自指挥，他的手下逢丑父作战很忠勇。晋方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履，仍不停地打鼓，晋军士气大振。晋将军韩厥紧追齐顷公。逢丑父与顷公在车上换了位置，顷公下车逃归。逢丑父被晋俘虏。齐献上宝器，请休战。晋郤克不许，坚持一定要齐顷公的母亲肖同叔子为质，并迫使齐国“尽东其亩”，把田间道路改为东西方向，以便于晋**队向东开进。齐据理力争，不肯答应，晋最后只好让步。这次鞍之战，齐虽被晋打败，但顷公振兴政治，散积聚以振民，得到国人的拥护。公元前581年，灵公即位。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公元前572年晋悼公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城守不敢出。公元前572年，崔杼立庄公，并杀死了高厚而“取其室”，夺取了高厚的财产、族人和奴隶。从此齐国又陷入了内乱之中。

崔杼娶棠公的遗孀为妻。庄公见了，又迷上了她，和她通奸。庄公把崔杼的小帽赐给手下人。崔杼见了，大为愤怒，企图与晋合谋袭齐。他利用庄公的一个宦者贾举，寻找机会，袭击庄公。公元前548年五月，崔杼称病不朝。庄公得信，立刻去找崔杼妻棠氏。崔妻引诱庄公先行入室内，庄公欲入而门已被关住。崔杼的徒兵从内杀出。庄公进出不得，登上高台，大声叫喊，请崔杼和解，不许。庄公请自杀于庙，不许。庄公狼狈而逃，正爬到墙上时，被射中股，掉下来为崔氏之徒杀死。

庄公被杀，齐太史在史册上大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把太史杀了。太史之弟仍旧写上去。崔杼又把他杀了。少弟又写，崔杼无可奈何，只好听他去。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强暴的独立精神，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在位（公元前547—前490年）

时间最长。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国人不服，强使国人结盟，曰：“不拥护崔庆者死！”独晏婴不肯结盟，仰天长叹。庆封要杀晏婴，崔杼说：“是忠臣也，不可杀！”因为晏婴是齐国大族，崔杼还是有顾虑的。

在崔、庆捣乱了齐的国政的同时，他们的家族也发生了内乱。

崔杼生子成和疆，其母早死。崔杼又娶东郭女（即原来棠公之妻）为妻，生子明。东郭女使前夫棠公的儿子无咎和自己的弟弟东郭偃管理家政。成因残疾不立，无咎和偃乃立明为嗣子。成要求崔的宗邑为退休之所，崔杼同意了，而无咎和偃不同意。成、疆求援于庆封。庆封假心假意地支援成、疆，成、疆便杀死了无咎和偃。庆封乘机尽灭崔氏。

庆封暴虐，嗜酒好猎，跟崔杼一样。他将大权交给儿子庆舍代理，而自己则到菜地田猎。栾、高、陈、鲍四家趁机攻庆氏。庆封逃奔吴国。这时吴楚正在战争。吴封庆封于朱方（今江苏镇江），让他看守吴的门户。

在齐国长期的权力斗争中，贵族的地位不断增强，国君的地位不断削弱，而在贵族内部也不断有不同地位的升降。田氏家族是最后胜利者。公元前489年，田乞杀害了齐君荼。公元前481年，田常杀害了齐简公。从公元前480年起，史称“政由田氏”。公元前386年，田常曾孙田和公开取代了吕氏家族的政权，迁齐康公于海滨。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吕氏在齐国的历史也就完全终结。田氏取代了吕氏的政权地位，但仍保留了“齐”的国名，史家称为“田齐”。

第三节田齐“陈氏始大”及其代齐陈完，字敬仲，原来是陈厉公的儿子。据说，他一生下来，就使人们预感到他将来是一个非凡的人物。这时，周太史过陈，陈厉公让他占卜。他说：“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陈衰，此其昌乎！”这番预言，后来完全征验。他的子孙田和后来就篡夺了齐国，由姓姜的齐国，一变而为姓田（陈）的齐国。与三家分晋一样，就这样悄悄地发生了由上而下的政权转移。

陈厉公后，庄公、宣公相继即位。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为继承人，乃杀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完恐被牵连逃奔齐国。这正是齐桓公即位后的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陈完到齐之后，桓公和贵族懿仲等都很欢迎他。桓公要他为卿，他再三推辞，只做了一个“工正”的官，完的始祖虞阏父曾经做过周的陶正，陈完所作“工正”，大概也是与陶正一样的性质。懿仲又把他的女儿给陈完为妻。这样，陈氏这个异国贵族便在齐国扎下根来，数代之后就已成了盘根错节不可动摇的大族。陈完到齐后，改称田氏，因而陈和田往往通用，而“田”是更为正式的称呼。

齐庄公时，崔庆作乱。接着，栾、高又发生夺田兼室的斗争。田桓子竭尽挑拨的能事。栾施、高彊投奔于鲁。田鲍两家瓜分了栾、高的“室”（财产和奴隶）。晏子对田桓子说：“必致诸公”，就是要田鲍把栾高的财产和奴隶送归公家。桓子接受了晏婴的意见，同时“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他就这样争取国人的支持。《左传》昭公十一年说：“陈氏始大”。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田桓子与所有有政治野心的贵族一样，他拉拢那些失势的贫困的贵族，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晏婴到晋国去，与晋叔向谈到齐的情形，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平？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欲无获民，将焉避之。”①陈氏的“获民”决非一朝。这里所说的陈氏，就是陈垣子而非陈成子田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把此事指陈成子（田常）是错误的。田常与简公同时，而不是与景公同时。陈垣子与陈成子都曾经有“厚施于民”的事情，不必只限于陈成子一人。陈氏的这种做法，究竟发生什么结果或影响呢？郭沫若认为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都有这种类似的做法，因而终于“获民”，夺取了政权。

晏婴在齐国贵族斗争中，可以说是中立派。他对于田氏的野心早已有所觉察，但是他充满绝望的情绪。《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晏婴与齐景公坐于路寝。景公忽然感慨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说：“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内容和他与叔向的谈话差不多。晏婴接着又说：“唯礼可以己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按礼制，大夫是不应收公利的，而现在恰恰相反，陈氏“厚施于民”实际就是收公利。

齐景公一死，国内又发生君位的争夺。这给田氏夺取姜氏政权的机会。

国惠子和高昭子尊照景公的嘱托，立公子荼为太子。但这时公子荼年龄尚幼。①《左传》，昭公三年。

有一次，景公逗荼玩耍，自己在地上当牛，让荼骑着，一不小心碰在门坎上，把牙齿都跌坏了。

在公子荼即位的问题上，国惠子和高昭子是贵族的守旧派，他们都是拥护荼的。而另有一部分贵族却反对他，因为他即位，却使公子们失掉了即位的机会。公元前489年，荼才即位，田乞与鲍牧就发动了政变，他们带着武器去进攻景公之宫。国高派兵来救，已经来不及了，田、鲍等占了上风，高昭子被杀死，国惠子逃到国外。田乞便悄悄地把从鲁国回来避难的公子阳生藏在自己家里，这连跟他同伙的鲍牧也不知道。一天，他邀集诸大夫在家宴会。正饮酒时，他从内室拿出一个布囊，当着诸大夫的面打了开来。诸大夫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囊中就是公子阳生。田乞对着大家说：“此乃齐君矣！”大家都默不作声，然后都伏到地上，表示拥护。田乞又说：“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失声说：“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有些反悔，阳生便顿首说：“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看情形会对己不利，又改口说：“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大家都同意了，遂立阳生于田乞家，是为悼公。田乞做了相，专齐之政。田乞卒，子常代田乞立，是为田成子。不久，鲍牧杀害了悼公。齐人共立掉公子壬，是为简公。立四年，公元前481年，田常弑简公。虽然史官照样在史册上大书“陈恒（田常）弑其君”，但是史官的舆论已经没人听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列为诸侯。前386年，田和也列为诸侯，从此进入了战国时期。

田齐的盛衰田和死后，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彊相继立。威王（公元前358—前320年）重视人材，重视吏治，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取得对魏的重大胜利。宣王（公元前319—301年）大开稷下讲学之风，伐燕之役取得了大胜。威王、宣王时期，可说是田齐的兴盛时期。此后，湣王地（公元前300—前284年）继立，齐的国势趋向衰落。

威王初即位的九年间，他委政于卿大夫，三晋鲁卫先后来伐，国内也得不到治理。可能是在了解不少情况之后，分别召见即墨和阿的大夫。他对即墨大夫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闢，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威王奖即墨大夫以万家之封，而烹欺世盗名阿大夫及王左右称誉阿大夫的人。于是发兵，西击赵魏，收回已失的国土。威王的这些措施，说明他深明吏治的关键，防务之重要及官场的积弊。史称他这些措施，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各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威王曾与魏惠王共同田猎。魏王问：“王亦有宝乎？”威王说：“无有。”魏王说：“我们的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你们这样的大国能无宝吗？”威王说：“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威王的这番话，表示了对人才的极端重视。相形之下，威王要比魏王的眼光高得多。这就难怪魏王会立刻感到不好意思。威王说到的四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守边之臣，一个是执法之臣。威王身边还有更重要的人才，他在这里没有说，这就是驺忌、田忌和孙膑。驺忌是相，田忌是将，孙膑是军师。

驺忌曾劝导威王广开言路①。他说：“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威王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后来进谏的人逐渐减少。一年之后，大家觉得“虽欲言，无可进者”。邻邦燕、赵、韩、魏也受到威王这一措施的影响，而“皆朝于齐”。史籍所记，或不免夸大。但威王能接受驺忌的建议而广开言路，确切是齐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田忌、孙膑为威王主持军事，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两次重要的战役。公元前354年，赵攻卫。韩救卫伐赵。魏也率宋卫联军包围赵的邯郸。公元前353年，赵求援于齐。田忌、孙膑率军进攻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孙膑采用避实击虚的策略以解赵围。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齐大败魏军。前342年，魏向韩进攻，韩又求援于齐。齐威王接受孙膑的建议，表示救韩，而又迟不出兵。直到次年，韩魏打得正紧张时，齐才出兵。孙膑故意装做软弱的样子，引诱魏军。到了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当魏军进入山谷时，正是夜里，齐的伏兵突起，万弩俱发，魏军大乱。魏太子申被俘，魏将庞涓自杀。齐获大胜。魏在战国前期，本是最活跃的国家。经过这两次军事上的失败，国势不免有所削弱。公元前334年，威王和魏惠王会于徐州以相王，就是彼此互相承认对方是王，这是齐魏间势均力敌的具体表现。

宣王也很重视人才，但与威王有所不同，是突出地表现在“养士”的活动上。他在稷下接待学人、说客。如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士最盛时有数万人之多。近人称这些人是稷下学派，实际上包括多种学派的学者，具体情况已不可详知。宣王的这种活动，不应单纯地理解为有利于学术上的争鸣，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他企图在这里吸收一些政治上的营养。《孟子》书中记载了宣王与孟子的不少问答，反映了宣王还是一个习惯于思索一些政治问题的人，其中也包含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在对外的军事活动上，宣王伐燕是一件大事。公元前314年，燕王哙要把君位让给大臣子之，因而引起内乱。齐乘机进攻燕国，短期内，占领了燕国很多地方。齐宣王征询孟子的意见说“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①他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但齐对于燕地的占领并不能巩固下去，在燕人的反抗下，齐军不得不退出燕国，而齐军的入侵却同燕人结下了仇恨。

公元前288年，已是齐湣王在位的时候，秦昭王自称西帝，同时尊齐湣王为东帝。当时的游说家鼓动齐湣王攻宋，并且劝他取消东帝称号。湣王同意取消帝号，而不久秦也把帝号取消了。这时，燕国苏秦在赵齐活动。他担心如果齐赵联合，会对燕不利，因此，他的活动主要在拆散齐赵联合，使其有利于燕。公元前286年，齐湣王终于灭亡了宋。从而引起五国的联合攻齐。①以下，见《战国策·齐一》。

①《孟子·梁惠王下》。

公元前285年，以秦为首，联合赵国伐齐。次年，韩魏燕也参加了对齐的战争。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对齐作战，并不用力。只有燕国，要报仇的机会到了，它的军队最出力气。燕军在乐毅的率领下，长驱直入，攻入临淄，而后又分头占领齐国绝大部分土地。这时，楚国也派淖齿率军前来参战。齐湣王逃到莒国，被淖齿所杀，齐国几乎将要灭亡。幸而田单联合族人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起事，他觉得田氏灭亡，他们也难独存，于是奋勇作战，反抗燕军，才逐渐收复了失地。田齐虽然未亡，但是从此它也一蹶不振了。燕齐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败，都消耗兵力财力，都有利秦国国势的相对增长。

田齐的灭亡湣王既死，其子法章隐姓名，在莒为太史敫庸作。太史氏女奇其状貌，以为非常人，经常以衣食周济他。淖齿的军队离莒后，莒人及齐国亡臣，相聚求湣王之子，得到法章，因立为王，是为襄王（公元前283—前265年）。襄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称君王后。襄王亲自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灾难和收复失地的斗争，但他对于这些都没有什么作为。他在位十九年卒，子建立（公元前264—前221年）。齐王建十六年，君王后卒。更二十八年而齐亡。

史称：“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奉。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①相传，齐王建将入朝于秦，即墨大夫进谏说：“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②这里所说，未必完全符合当时情况，但当时无论在齐或三晋楚之臣之间都有反秦的力量，这当是事实。齐王建看不到这些力量，听不进即墨大夫的话。同时，秦派人诱齐王建，说可与以五百里之地。齐王建却听信了这话，决定入秦。秦把他安置在其地的松柏之间，饥饿而死。这是六国之中最后一个亡国君王的下场。

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②《战国策·齐六》。

第四章陈、杞、宋陈、杞、宋，是周初异姓诸侯的封国。他们是以古帝王后裔的身份受封的。这是“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的体现，也是扩张政治影响的措施。《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象这样多的人，后世可考者已没有几个。而周初封建的过程，可能也包含有某种程度的过程。

第一节陈、杞陈的建国及其灭亡武王克殷，找到了虞舜的后裔妫满，封之于陈（今河南淮阳），是为胡公。妫是他的姓。相传，舜居于妫水转湾的地方。因此以妫为姓。妫水，在今山西永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陈的祖先虞阏父的事迹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陈既为舜后，可能有陶器工艺的传统。解放前，考古学者认为印纹硬陶就是江淮流域的文化，而在丰镐地区也同样有印纹硬陶的发现，这或者就是由陈带去的陶器工艺。这还是一种推测，尚待考古学的进一步证明。

古代在江淮以北，今河南山东之间，以及苏北沿海，曾经散布着许多不同的古老的氏族部落，如颛顼之族、偃嬴之族、淮夷之族，以及尧舜禹夏商的后人。陈的北方邻近有夏后的杞，商后的宋，西南有徐楚等。周统治者把亡国之余的人民分封于这个区域，是有它的政治意义的。在陈的西北面还有一个姬姓的郑国，它是西周末由关中迁徙过来的，居于今河南新郑。在春秋时期，陈蔡遭遇和命运几乎相同，它们都不断受到郑的侵扰，而最后都为楚所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在伐陈后向晋“献捷”的时候，历叙陈郑之间的关系，实际就是郑对陈的侵略和干涉的过程。晋责问郑何故“侵小”。子产也自认不讳，却反问晋国，如不“侵小”，你晋国如何能成为强国。

春秋时期，陈蔡邻近，互通婚姻。陈桓公（公元前749—前707年）的母亲就是蔡国的女儿。他本人是蔡的外甥。陈桓公时，公子佗五父就是亲郑派。他曾经向陈桓公劝谏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①。这是公元前717年的事。当时，郑提出与陈友好的表示，而桓公不许。公子佗五父因此对桓公说了这番话。陈桓公说：“宋卫实难，郑何能为？”则桓公是亲蔡派，他以“宋卫实难”拒绝了陈佗五父的劝谏。桓公一死，陈佗乘国人暴乱之际即位，是为厉公。据说厉公本来也是蔡出。他即位后，常常到蔡国去，竟为蔡人所杀。桓公的儿子跃继立，五月而卒。其弟林继位，是为庄公。庄公在位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陈国的这段历史，反映了它内政的不稳定。而子产在对晋献捷时所说“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公）、宣（公），皆我（郑）之自立”，也可见陈国的政局实际上是在郑国的操持之中。不久，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楚自武王即位后，已开始强大，而郑却①《史记·陈杞世家》以陈佗五父为两人，今据《左传》改正。又《史记》于厉公外，另有利公，厉利音同，利公当是厉公之误。

中衰。陈的内政外交也不能不受晋楚的影响。这时，陈蔡郑宋等小国只有采取谁强就服谁的办法，摇摆于晋楚之间。

陈宣公时，杀太子御寇而立嬖姬之子款，因而国内又发生混乱。陈公子完投奔齐国，自称田氏。这时正当齐桓公称霸。完受到桓公的礼遇，做了“工正”。工正与虞阏父之为周陶正相似。春秋晚期田氏在齐国得势，后来终于取代了姜齐的政权。

齐桓公时，陈蔡亲楚。桓公伐蔡侵楚，给召陵之盟。在回师时，陈大夫辕涛涂害怕齐师过陈扰乱，故意劝导桓公从“东道”去伐淮夷。由于路途险恶，齐师怨之。桓公于是执陈辕涛涂。这可见陈当时是亲楚的。

晋文公称霸时，陈在对外关系上摇摆于晋楚之间。由于陈在地理上更邻近于楚，这就更多地加重了亲楚的倾向。后来，吴强起来，陈又摇摆于吴楚之间，而仍以受楚的影响为大。

公元前598年，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淫于夏姬，陈灵公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杀，陈国内乱。楚庄王乘机伐陈，杀了征舒，以陈为县，而占有它。由齐出使回来的申叔对庄王劝谏，这才使陈得复国，并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立为陈君，是为成公。陈成公之立，郑也可能从旁出了力。晋国作为中原的霸主，也不得不对陈表示保护。

公元前568年，陈背楚盟。第二年，楚共王借此代陈。是年，成公死，子哀公弱立。楚以陈丧罢师。哀公三年（公元前566年）楚再围陈未免。公元前534年，陈内部发生争乱，哀公自尽而死，司徒招立留为君。楚灵王听到陈内乱的消息，使公子弃疾伐陈。陈君留奔郑。楚灭陈，使弃疾为陈公。公元前529年，弃疾杀灵王而代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缓和楚与诸侯间的关系，于是立陈故太子师之子吴为陈侯，是为惠公。陈亡至惠公立“空纪五岁”。惠公为了继续哀公，仍上溯五年，以哀公死之次年（公元前533年）为元年。

公元前505年，陈惠公卒，子怀公即位。这时，吴已开始强大起来。吴破楚，召陈怀公。怀公召集国人征求意见。他说：“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①。怀公本有意灭吴，因国人反对，只好假托有病未到吴国去。过了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惧，终于朝吴。吴因其前不往，留怀公，死于吴。陈立怀公之子越为湣公。公元前496年，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公元前489年，吴复伐陈。陈告急于楚。楚昭王来救，吴师罢兵去。公元前486年，楚伐陈。公元前478年，楚惠王杀陈湣公。陈亡。

杞的迁国及其灭亡杞，是夏禹的后裔，是从商至周还保留下来的小国。甲骨文中有“杞”

字，作为地名，与商（今河南商丘）相距不远。还有一片卜辞，称“杞侯”。杞于夏灭之后，似仍然是殷商的诸侯。《史记·陈杞世家》说夏禹之后“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杞地，在今山东省诸城、安丘一带。西周时期有两个杞，河南的杞和山东的杞。山东之杞是杞之老家。《史记·陈杞世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①《左传·哀公元年》。

时。谋娶公生武公。

东楼公、西楼公之名，与牟娄一名有关。

牟娄始见于《左传》隐公四年经文：“莒人伐杞，取牟娄”。依此则牟娄是杞的一个地方。以今地求之，在诸城西南四十里。《诸城县志》定牟娄为二地，谓县西南有牟山，地名牟乡：同时另有娄乡。其实，二地都是“牟娄”所分出。《陈杞世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楼即娄之别写。与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倒不如说它分化为二族，一名东楼公，一名西楼公，似更符合历史事实①。

关于杞的历史，《左传》还有一点关于它的“迁国”情形的记载，可供考索。《左传》隐公四年经文，杜注云：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

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又迁都于淳于。

淳于也是山东境内自古保留下来的小国。淳于的合音为州，故史书亦作州（今山东安丘）。大概殷周之际。杞自河南迁回故地，与山东诸城的杞合并为一。这时，它已相当强盛，所以它把邻近的淳于灭掉了。淳于，史称姜姓，而杞是姒姓，所以这是一件有关不同氏姓之间的斗争，时为公元前706年。

公元前646年，杞又自淳于迁于缘陵（今山东昌乐县东南十余里）。《左传》于是年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按去年《传》云：“淮夷病杞”，杞此次迁国似是因为遭到淮夷（徐莒等国）的侵扰。王献唐认为，淮夷距杞太远，可能淮夷当为潍夷，因为它正在潍水流域上。缘陵（昌乐）在诸城的北面，相距亦不远。这次杞迁缘陵，是在齐桓公称霸时进行的。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鲁）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薜人、小邾人城杞。

此事在公元前544年距杞迁缘陵已一百零二年。这时，齐霸已衰落。晋与杞有通婚关系，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君的女儿，平公是杞的外甥。杞不甘心受齐的压迫，因此它请求晋国的援助。鲁也是常遭到齐的压迫，所以鲁也请求晋国为盟主召集齐宋等诸侯国家，共同帮助杞国于淳于建城，建城就是建国。陈杞都是商周时代被保留下来的国家。陈国在今河南淮阳，与杞本相邻近。陈自敬仲完作为客卿自陈至齐，后来终于取代了齐的政权。杞自河南迁往山东故国，几经迁徙，而渐衰微，至战国时终于被楚所灭。时在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陈亡在公元前478年，杞亡在陈亡之后三十四年。①参阅王献唐《山东古国考》。

第二节宋宋的建国和它的宗族关系宋，是殷商贵族微子在周初受封的国。当殷纣时，微子和箕子、比干都看到殷前途的危险，分别向纣进谏。纣不能采纳，反把比干处死，把箕子囚禁。微子知道殷的危机，已无能为力，他离开了殷的朝廷，不再说话了。微子，名启，姓子，是殷帝乙的长子，纣的庶兄。箕子，是纣的诸父，一说是纣的庶兄。比干也是一位王子①。三人的攻治表现不同，而孔子一并加以推崇，说“殷有三仁焉”②。

武王克殷，微子亲谒军门，表示顺从。武王恢复了他的官职。箕子也在囚禁中被释放出来。武王问箕子，殷为什么会灭亡。箕子没有回答③。后来，武王问箕子以天人常伦之道。相传，《尚书》中的《洪范》篇就是箕子的答复。但《洪范》似出于后人的依托，不是箕子本人所作。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不以臣礼相待。《后汉书·东夷传》称，箕子在朝鲜传播文化和田蚕技术，其后裔传四十余世，延续至于汉朝初年。

成王时期，平定武庚叛乱后，周以微子代武庚，以奉殷之先祀，抚殷之遗民，国于宋，宋有今之河南闻邱，微子甚得殷遗民的拥戴。

微子之后与箕子之后，同属于殷商系统的宗族。《史记·殷本纪》称殷商系统的宗族，尚有来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这都是“以国为姓”，可已不详考。《潜夫论·志姓氏》记子姓的宗族，有孔氏、祝其氏、韩（幹）献氏、季老男氏、巨辰经氏、事父氏、皇甫氏、华氏、鱼氏、而董氏、艾岁氏、鸠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怀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网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归氏、三■氏、王（壬）夫氏、宜氏、微氏、郑氏、目夷氏、鳞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围龟氏、既氏、阮氏、据氏、砖氏、己氏、成氏、边氏、戎氏、买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马氏，凡五十一姓。依汪继培为《潜夫论》所作笺注，这些姓氏，差不多都可明确其属于宋国内部的宗族系统。在别的诸侯国里，如齐，如楚，都有一些贵族的氏姓，但依文献所记，都不及宋国之盛。这些氏姓，都代表贵族间不同的政治势力，是以血缘为本位的政治体制之显著的特点。与宗族制度相联系，宋的君位继承制不同于周制。周自周公以后，是以嫡长子继承为主，而宋则是兄终弟继和父死子继的两种制度并行，这还是殷人的旧俗。

春秋初年，宋穆公在位（公元前728—前720年），他继承了其兄宣公。

宣公临死前，亲自对穆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天下通义也。”当时，穆公坚持不肯，推让再三，才接受下来。他在位九年，临终前，召集群臣到面前说：“先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他要让位给他的侄子，而群臣坚决要立公子冯，即他的长子。穆公说：“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后来穆公死后，终于遵照穆公的意见立宣公之子与夷，是为殇公。但殇公在位不满十年，却为华督父所杀，孔父也一同受害。由此①《史记·宋微子世家》及三家注。以下依据《世家》者，不一一另注。②《论语·微子》。

③《史记·殷本纪》。

看来，宋国在春秋初还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的，他们还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

宋殇公在位时，大司马孔父执政，太宰华督父和孔父争权。他在国中散布谣言说：“殇公即位十年中间，对外战争十一次，民不堪命，这都是孔父执政不好的缘故。”他这样一说，国人也都怨恨孔父。公元前710年，华督父率领国人叛乱，杀死了孔父和殇公。因为与夷短命而终，故谥号为“殇”。这次叛乱是宋国戴族中华氏专政的开始。

穆公子冯在郑，宋人立冯为君，是为庄公。这时宋国颇强，常常干涉卫、郑的内政而发生战争。如华督执政时，他曾经执郑国执政者祭仲，并强迫他立突为郑君。

庄公死后，闵公即位，子鱼执政。公元前690年，南宫万弑闵公，国内大乱，诸公子纷纷逃出国外。国人杀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立闵公弟御说为桓公。南宫万逃奔陈国。陈人用计捉往了南宫万，把他杀死，然后把尸送还宋国。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危。他照例也召集大臣前来开“顾命”会议。

太子文表示愿意让位给哥哥目夷（氏）子鱼（名），子鱼坚决不肯，只做了司马，而由太子兹父即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宋襄公。他于齐桓公死后，企图重整霸业。当时子鱼和国人都说：“这是宋祸的前兆”。或者说：“宋是亡国之余，失去了天命（指殷商）就不可能再恢复了的。”但是宋襄公不顾力量，也不顾形势，却硬要去干，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

宋襄公图霸失败宋襄公是一个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而终于失败的人。当他在位的时候，宋与郑都相当强大，但毕竟土地小，人口少，要想使整个中原诸侯都听命于他，是很困难的。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把滕文公捉住，这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山东滕县）的国君。又在“泚睢（地名）之社”举行祭祀，使鲁国的附庸邾文公把鄫子作为人祭的牺牲。《左传》僖公十九年说“欲以属东夷”，就是使东方诸侯国家服属于宋，以来为霸主的意思。古代山东鲁国睢水泗水一带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宋作为殷商之后，春秋时还保存着一些原始的野蛮的风俗习惯，如人殉与人祭。但春秋时，包括宋国在内，也有一些开明的人对于这些原始野蛮风俗已表示反对了。当时司马子鱼就劝谏宋襄公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御之？”他的意思是说：六畜不相为用，在祭祀马神时就不用马作牺牲。这大概是图腾所谓“禁忌”。小事，就是小的祭祀，不用牛、羊、豕等“大牲”。他还说，民，是神的主人。既然如此，那么用人作为牺牲，自然是神所不能接受的。司马子鱼已经具有这种开明的进步思想，确是很难得的。但是习惯势力，旧的礼教，往往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的，宋襄公就是属于后一类人。解放以后，曾经在今江苏铜山发现一处由人工堆成的巨石，左右两块巨石相对而立，上面复以一块更大的巨石。遗址上有许多碎乱的人骸，大都被砍去了头。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社，并且可能就是“次睢之社”。《左传》昭公十年说：“（鲁）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这“始”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祭人殉由来已久，在殷墟的遗址里已有大量的发现了。《左传》昭公十一年说：“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用，就是用作牺牲的意思。这就是说，楚国也有这种风俗。宋、杞都是“亡国之余”，在战国诸子书里，往往以宋、杞为愚蠢的笑料，如“守株待兔”、“杞人忧天”等等。虽然事情未必如此，而东夷部落的确保留着较多的氏族社会制度和习惯。时代进步了，所以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举行鹿上之盟（今安徽太和）。《左传》说：“以求诸侯于楚”，就是使楚承认宋为霸主。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他已经感到亡国之祸快要发生了。次年，前638年，终于发生宋楚之间的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春，郑文公朝楚。夏，宋襄公即伐郑，就因为郑朝楚的缘故。楚人当然不肯罢休。楚成王也立刻发兵救郑，攻伐宋国。大司马子鱼又谏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宋襄公不听。宋为商的后人，故可通称。冬，宋人及楚人战于泓（在今河南拓县）。宋人的队伍已经整整齐齐排列好，等待楚兵的到来。楚人渡河。司马子鱼说：“彼众我寡，及其未即济也，请击之！”公说：不可。楚兵渡河后，尚未整理好队列，子鱼请再出击。宋襄公不允。直到楚人阵成，宋襄公才使出击。结果宋师大败，襄公的屁股上也受了伤。国人都怪襄公。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批评了襄公，襄公不以为然。不久，宋襄公死，宋的霸业也就此结束了。宋襄公的活动，曾受到人们的讥讽，但司马迁却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武丁），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赞美、肯定之意），伤中国缺礼义，褒之也。宋襄公有礼让也。

这对于宋襄公是采取肯定态度的，大概是在礼让上肯定他的言行一致，肯定他“修行仁义”，而不从军事上的成败立论。司马迁所谓君子之“多”，《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有此说。

长期不安定的局面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宋长期处于不安定的局面。在国内，宗族间的斗争连续不断。在对外关系上，也要不断依违于晋楚之间。这种情况在别国也不少，但宋却表现得更为强烈。

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晋国成为华夏诸侯所公认的霸主。城濮之战，就因楚成王围宋，宋求救于晋而发生的。结果是晋胜楚败，宋、卫等小国就倾向晋国。但是楚始终是长江流域的强国，宋、卫等国又不得不采取“二亲”政策，即楚强则亲楚，晋强则亲晋。宋的内政也不得不受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一点，宋和郑国是差不多的，但又有不同，郑国执政始终在“七穆”的掌握之中，即使有斗争，不象宋国那样剧烈。春秋中期，郑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主张改革，而宋国的子罕尽管也很有政绩，但始终是一个保守的贵族。

宋襄公死，其子成公立。十七年，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不久，宋人又杀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史书上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其实，他却是很有政治抱负的，要想集权于君主，除去群公子的势力。乐豫说：“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公子之族就是公族，它正象大树的枝叶一样，枝叶去了，则“本根”就“无所庇荫”了①。昭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穆、襄之族终于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公元前610年，接着又发生公子鲍之乱。

公子鲍长得很美，据说前宋襄公夫人很爱他，却被拒绝。但是她有政治野心，尽力支持公子鲍篡夺昭公的君位。司城意诸（人名）支持昭公，劝他出国避难。昭公绝望地说：“不能（意即不能和睦）其大夫至君祖母（襄夫人）及国人，诸侯其谁能纳我？”

宋国发生饥荒，公子鲍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赈济国人。凡年自七十以上，都无不馈赠，还增加“珍异”。他天天进出于“六卿”之门，对城中的“材人”（指战士），无不和他们交往。凡是桓族以下的族人，他没有不照顾的①。

公元前611年，昭公出猎时，襄夫人派人攻杀昭公，于是公子鲍即位，是为文公。晋作为盟主前来责问。听说宋已立新君，只好承认这一事实。次年，昭公子又联络文公母弟须及武氏之族作乱。文公很快地把他们平定下来。武、穆等族逃到国外。从此，宋国展开了戴、桓之族间更剧烈的斗争。

这时，楚国正当庄王在位，国势强盛。公元前607年，楚命郑伐宋。宋败，华元被俘。宋以兵车百乘，马四百匹赎回华元。华元就是华父督的后人，属于戴族。

公元前598年，楚伐陈，诛夏征舒，陈几乎亡国，宋也愈来愈感到楚的威胁。公元前597年，楚为了救郑，发生邲之战，楚胜，楚的国势达到了顶点。同年，楚围郑，郑穆公亲自袒着狗牵着羊向楚降服。公元前595年，楚国使者经过宋国，没有向宋借道，宋因此执楚者。楚大怒，发兵包围宋国，从九月开始，到次年二月。宋城中粮尽，到了“析骨而炊，易子而食”的悲惨程度。宋华元夜见楚将子反。庄王问他城中的情况，华元据实以告。楚王说：“我**队也只有二天的粮食了！”于是罢兵。

公元前595年，宋华元奔走调停于晋、楚之间，结“弭兵”（停止战争）之盟。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华元专政。司马荡泽攻杀太子肥，并准备杀华元。华元将奔晋，鱼石劝阻他，只到黄河边上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就杀死了司马荡泽（桓族），立共公的少子成，是为平公。

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伐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封左师鱼石。这是楚国对宋内政的粗暴干涉，因而引起晋国为首的诸侯的顾虑。次年，晋率诸侯攻伐鱼石，鱼石被诛。晋和诸侯以彭城复归于宋。

在晋、楚长期的争霸战争中，宋、郑等小国的负担是很沉重的。因为大国出兵作战，小国要陪着出兵，供应赋役。所以宋、郑早已有弭兵的要求。这时宋国向戍和晋国赵文子、楚国令尹子木都很熟悉，探知他们也有弭兵的意思。公元前546年，在宋举行第二次弭兵之盟。楚国子木提出，除秦、楚以外，“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晋赵文子表示同意。因此原来服属于晋、楚的小国诸侯，自结盟之后，对晋楚都要互尽义务。这样对诸侯小国来说，不是减轻负担，而是增加负担。但是从此晋楚之间的大战终于停止，在四十年间晋楚没有发生战争。但楚国对江淮流域的小国战争更加剧了。

①《左传》，文公七年。

①《左传》，文公十六年。

这时宋国内部贵族的斗争并未停止。先是华氏（戴族）与向氏（桓族）

的斗争。华氏败后，接着又发生向魋的暴乱。向魋也是桓族成员，故又称桓魋。桓魋之乱平定后，戴族中的乐氏、皇氏、灵氏出来组织执政班子。《左传》说：“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右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这是由清一色的戴族贵族掌握政权。

但是这时宋景公宠用大尹（陪臣、家臣之类，失名），一切政事都须经过大尹传达，因而又引起国人的不满。公元前469年（鲁哀公二十六年）六卿联合国人驱逐大尹出国。《左传》因此说：“三族（即乐、灵、皇）共政，无相害也。”暂时平静无事。不久，就进入战国了。

宋的衰亡战国以后，宋国贵族之间依然不断发生斗争。据《韩非子·说疑》篇说“戴氏取宋”，韩非把它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相提并论。战国以后，宋国的政权已经由于氏直系而变成戴氏旁氏了。

戴族中有乐、皇、灵三族，乐氏则又是三族中最负声望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郑子皮饩国人粟，宋司城子罕“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即子罕）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晋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子皮）宋之乐（即子罕），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乎降乎？”这足证春秋末已有人预言戴族乐氏，即子罕，将要代宋。他们为了获得国人的拥护，推翻公室，而振贷国人的贫穷者。他的这种手段和宋公子鲍，郑子皮（罕氏）、齐陈氏、宋乐氏都是一样。晏婴对齐景公说：“大夫不收公利”，而上面这些人恰好都是“收公利”者。

公元前487年，宋灭曹。接着，宋郑又连续作战。这不是宋的强大，而是它的回光返照。当时有“宋聋郑昭”的说法，意思是说宋的反应比郑来得迟钝。这是有些根据的。公元前375年，韩已灭郑，而宋至公元前286年才被灭于齐，反而要比郑亡晚一百余年！

战国中期，秦齐成为东西对峙的两大强国。宋齐邻近，齐取宋较易，而齐国总不敢轻易下手。这是因为它如果先灭宋，就会破坏六国之间，特别是齐秦之间“均衡”的形势。公元前288年齐终于把宋灭亡了，因此引起秦、韩、赵、魏、燕五国合纵攻齐。燕国为了报复齐伐燕的旧仇，作战特别出力。齐如削弱，则燕的安全比较有了保证。所以燕乐毅的军队一直攻入临淄，连下七十余城，几乎灭亡了齐。从此战国形势发生一大变化，而宋国终于灭亡。第五章晋、郑晋和郑，是姬姓诸侯受封较晚的两个国。郑之受封，已在周宣王的时候。平王东迁，晋、郑都出了不少的力。所以《国语·周语》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春秋初期，郑在当时政坛上颇为活跃。此后，成为晋楚齐秦争取和争夺的对象，而仍能于夹缝中求生存，以至战国之初。晋在春秋时期，始终是中原的大国。但它在军事上的优势，为世卿势力的扩张提供条件，终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时期，三晋各为七侯之一。而中山国作为鲜虞族的政权，则活动于赵魏邻近地区，又有一段兴亡的历史。

第一节晋晋的建国、分裂和统一晋是周武王子，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的母亲在生产前，武王告诉他说，他做了一梦，梦见上帝对他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我给他封地于唐”。后来叔虞的母亲果然生了一子，手上有一个“虞”字形，因此就取名为虞。武王死后，唐有乱，周公灭了唐，因而就封叔虞于唐。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之国有鲁、卫和唐（晋），都是姬姓诸侯中重要的国家。唐分封的地点即是“夏虚”，故《左传》定公四年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就是说，仍用夏的政治制度。索本是绳索，古人用绳索测量土地，故索引申为法。戎索就是仍用当地戎人的土地法。夏戎杂居。因此夏政、戎索实际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当时所谓戎，实际就是指媿姓的狄，即《传》所谓“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由此可见夏虚不但是夏人活动的地方，而且是戎狄活动的地方。这情形对于了解唐（晋）的社会历史是很重要的。

《史记·晋世家》说：“唐叔子燮，是为晋侯”。这就是说，唐叔虞第二代时已改国号为晋了。《正义》云：“唐叔虞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理故唐城。”周初所分封的诸侯，地方不过“方百里”，晋也是如此，而且周围有许多戎狄。《晋世家》又说：“自唐叔至靖五世，无其年数”。我们对于西周时期晋的社会历史，实在所知很少。

大约西周宣王时，北方戎狄叛乱，晋穆侯曾经帮助宣王共同作战。恰好伐条戎时，生大儿子，取名为“仇”（太子仇）；后来在千亩之战时，又生少子，取名为“成师”。古人名字都是有意义的。当时师服说：“异哉，君之命（名）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今适（嫡）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①这里埋伏了此后晋国将发生内部分裂的因素。

穆侯卒，弟殇叔立，太子仇出奔国外。过了一年，太子带领徒众去打殇叔，自立为文侯。晋文侯时正当周幽王时。犬戎杀幽王，周室东迁。晋文侯与郑、虢助周平王在洛邑建国，很有劳绩。

晋文侯时已迁都于绛，在今山西翼城东南。公元前475年，文侯卒，子伯立，是为昭侯。昭侯分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曲沃的城①《史记·晋世家》。

要大于翼（绛），这是不合制度的，也预兆曲沃与翼之间可能发生对抗的局势。

成师封于曲沃，号为桓叔。他很得民心。当时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公元前739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立桓叔。桓叔欲入晋（指翼），晋人发兵抵御桓叔。桓叔败归。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不久，桓叔卒，子鲜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听说，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带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败归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于汾水旁，虏哀侯，晋人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晋小子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伐曲沃武公。武公败归曲沃。晋人立哀侯弟缗为晋侯。

公元前677年，晋侯缗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这一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并且把它灭掉了，完全兼并了晋地。曲沃武公被封为晋君，正式列为诸侯。是为晋武公。

从曲沃桓叔始封曲沃，到晋武公并晋，经历了六十七年的分裂时期。因此春秋初期，晋国不曾参加黄河下游诸国的战争。齐桓公称霸，它也很少过问。武公死后，子献公立，他在晋国统一的基础上，使晋国成为黄河中游的一个强国。

戎狄的活动和晋的始霸晋献公是个英明能干的君主。他深知“本小末大”是晋国所以分裂的原因，因而他即位后，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公子公孙都统统驱逐出国。《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大夫士药说：“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富子”，指曲沃庄伯之子孙。虽然献公自己也出自曲沃、桓庄，但是为了权力集中起见，他不能不对桓、庄的子孙们下毒手了。“富子”之名始见于此，因为强大的宗族就是富有者，故称“富子”。

但是这时真正威胁着晋国的基础的，不只是晋内部的贵族，还有晋周围的戎狄部落。西周春秋之际，北狄已充斥于今陕西北部到山西河北北部，他们已严重地威胁周和沿边齐、鲁、卫诸国的安全。

骊戎也是犬戎之一，原在今陕西的临潼骊山之下。周室东迁以后，它也逐渐向东迁徙，到了晋西。晋献公在一次战争中打败骊戎，俘获了骊姬。献公很宠爱她，并且决心把太子申生废除，立骊姬所生的儿子为太子。因此派太子申生去打东山之戎，又派二子重耳去防守蒲城（今山西永清县），三子夷吾去防守屈（今山西吉县）。这不只是献公因宠爱骊姬而把诸子调开，也是戎狄对晋的威胁所致。

公元前658年和前655年，晋荀息又借道于虞（今山西平陆）以伐虢（今三门峡）。晋灭虢后，虞也随着被灭亡了。这虞、虢以西的黄河两岸，也是戎族活动的地方。晋灭虞、虢，与抵抗戎狄是有关系的。

对于北方的狄人，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晋献公虽然没有参加这一争霸活动，但他连续灭亡了耿（今山西河津县）、霍（今山西霍县）和魏（今山西芮城），并封赵夙于耿，封毕万于魏，让他们防守，晋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谮言，使重耳不得不到母家狄人那里避难，夷吾也逃到梁（今陕西韩城）。重耳在狄人那里住了十二年，取了狄人廧咎如的小女儿，生了儿子；随臣赵衰娶了廧咎如的大女儿，也生了儿子。后来重耳离开狄，到了齐、卫、曹、宋、郑、楚等国。异姓诸侯国都对他很好，相反，同姓诸侯却对他都很不礼貌。最后他在秦穆公的护送下回到晋国即位，即晋文公。

秦这时已经强大起来，它羡慕华夏诸侯的礼乐文化，积极准备东进。在晋文公以前，晋惠公的即位，也是由秦护送入晋的。在晋遭到饥荒的时候，它也运来了粮食周济晋国。但是惠公不知好歹，恩将仇报，原来应允给秦河西的一些地方，也赖着不给，终于发生韩之战（公元前645年）。

晋文公和晋献公一样，是很英明能干的君主。他的臣僚如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轸等都是忠心耿耿，追随着他，并且也很有才能。过去晋国很少关心华夏诸侯的会盟、战争，而现在它已兴起，成为齐桓公霸业的继承者了。

晋文公的霸业，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勤王”。当时正当周襄王时，王朝发生了王子带之乱。襄王出居于外，王子带进入王城。这时秦穆公驻于河上，有帮助襄王入国的意图。晋大夫赵衰对晋文公说：“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晋文公认为这是称霸的机会，便出兵送周襄王入国，诛王子带，乱事平定。这是公元前635年的事。

又一件大事是公元前633年城濮之战，晋文公打败楚国。这一年，宋因受到楚国侵扰，求救于晋。晋文公才即位，楚又是强国，因而他起初很是犹豫，而他的大臣先轸、咎犯等都力主一战。先轸说：“报施定霸，于今在矣。”报施是指晋文公从狄回国时，路经宋国，得到宋国的优遇，现在宋国求救于晋，不能坐视不救。这当然只是借口，定霸才是真正的目的。于是晋楚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展开了一场大战。结果楚军大败。楚将子玉怕楚成王责备他，便愤而自杀。从此许多过去从楚的诸侯都纷纷倾向晋国。次年，诸侯拥护晋文公为霸主，会盟于河阳。周襄王也来参加会盟。《春秋》为天子讳，以“天王狩于河阳”，载入史册。

晋文公在霸业活动中最要紧的，还在于他很重视在政治上对人们的教养，从而提高公室的威信，加强人们的战斗力。子犯在这里起了决策的作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

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

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

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这是关系晋文公霸业活动的很重要的记载。这里所说“晋侯”、所说“公”，即指晋文公。

晋文公的霸业，比齐桓公更有军事上的成就，也有更大的政治影响。而且齐桓公的霸业，是及身而论，晋文公的霸业在他身后仍有延续。

晋霸业的断续城濮之战后，郑暂时与晋结盟，但是郑、楚接壤，却不能不更倾向于楚。公元前630年，秦、晋联合，包围郑国，事态很紧急。郑派烛之武去见秦穆公，陈述秦围郑只对晋有利，而不利于秦，要秦退兵。秦觉得有理，遂罢兵而去。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其子襄公即位。这时，秦穆公又发兵偷袭郑国。恰好郑国商人弦高要到周去，路遇秦师，知道秦师来意是在袭击郑国。他便以十二条牛犒劳秦师。秦以为郑已有准备，便罢兵而去，顺便灭了一个滑国（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

在秦回去的路上，晋乘机邀击秦师于殽（今河南洛宁县西北60里），俘虏了秦的三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后来又放归他们。秦穆公只责备自己。《尚书·秦誓》篇记载其事，可见秦东进的野心。

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又使孟明视等三人伐晋，以报殽役之仇。次年，在殽埋葬了殽之战中牺牲了的秦兵尸首。秦穆公的东进计划是积极的，但是它始终不能得逞。于是它转向西进，攻伐西北高原上的一些野蛮部落，史称秦“闢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

由于晋对北狄的抵抗，北狄过太行山而东，齐、鲁、宋、卫诸国不断遭到它的侵扰。自公元前630年至前605年二十余年间，《春秋》经、传屡见狄侵齐、鲁、宋、卫诸国的记载。前628年，“狄有乱”之后，出现了赤狄、白狄之分。前627年“狄伐晋”，“晋侯（襄公）败狄于箕（今山西太谷县），获白狄子”，这就是俘获了其中一部分的首领。箕之战中，晋先轸牺牲，战争是激烈的。前594年，晋败赤狄于曲梁（今山西潞城县北四十里），灭潞氏。潞氏是赤狄中的强部。自潞氏被灭之后，晋又灭廧咎如。从此，赤狄也就衰亡了。

赤狄衰亡，白狄代兴。白狄划分为鲜虞、鼓和肥三部。鲜虞在今河北正定，鼓在今河北藁城，肥在今山西昔阳。三部之中，以鲜虞为最强，肥鼓都服属于它。公元前530年，晋假道于鲜虞，灭肥，俘虏了肥子绵皋以归。公元前527年，晋又伐鼓，俘虏了鼓子（音沿）鞮。肥、鼓都被灭亡了。前501年，鲜虞败晋师于中牟（今河北唐县），晋观虎被鲜虞俘获。这可见鲜虞还很顽强，它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称中山国。

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幼，晋人要求另立国君。赵盾拥立襄公弟雍，并已派人到秦去接雍。贾季则拥立公子乐，也派人到陈去接公子乐。赵盾利用权力，废太师贾季。太子夷皋的母亲缪嬴抱着幼儿（夷皋），日夜在朝廷里号哭说：“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而外求君，将安置此？”出朝后，她又抱着幼儿到赵盾家去，大喊说：“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怕影响不好，乃改变主意，拥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赵盾独揽朝政，这是晋卿大夫专权之始。晋自灵公以后，由于卿大夫的专权，贵族内部有斗争，不得不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战争。这时，楚是庄王在位，国力之强大，要超过晋国。公元前598年陈夏征舒之乱，楚国出兵讨伐，几乎灭陈，其后楚国不断侵宋侵郑，包围了宋、郑的都城数月之久，以至使宋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炊”的程度。晋国作为霸主，只虚张声势，而不出兵。宋、郑处境十分困难，“牺牲玉帛待于两境”，楚强则依楚，晋来又依晋。在拉锯战争中，土地荒芜，人民被掳掠，痛苦不堪。

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向晋告急。这时荀林父已代赵氏执政，将中军。他率领三军出发，在路上听说郑已降楚，就想班师回国。但先縠反对。最后终于渡河，在邲（今河南荥阳北）扎营。郑帮助楚，与晋作战。晋军大败，退走。正渡河时，晋士兵抢着登船，死于河中的士兵不计其数。楚俘虏了晋将知罃。荀林父要引咎自杀，随会对景公说：“晋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景公乃劝止荀林父。

公元前595年，晋伐郑。这是因为郑亲楚，而在邲之战中又助楚攻晋。

次年，楚伐宋，传为报复。晋准备救宋，晋大夫伯宗说：“楚，天方开之，不可当。”景公便犹豫起来，不敢发兵，只派觧扬到宋国去，表示晋的关心，并要宋坚持到底，不可降楚。觧扬经过郑国到宋国去时，被郑捉住，送给楚国。楚国强迫觧扬对宋军说：“晋无法来救。”觧扬假装答应了，但次日作战时却对宋说：“晋援军就要来了！你们再坚持一下吧！”宋军一听，坚决抵抗楚国。后来庄王要杀死觧扬。觧扬说：“您杀死一个忠臣，将何以教导您的臣子！”庄王觉得有理，就饶了他。

这时秦齐很强，都想当霸主。当初，赵盾立公子雍时，秦康公送给公子雍一支精强的卫队，想利用帮助公子雍即位的机会来拉拢秦晋国。公元前617年，晋伐秦，取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22里有少梁城，当即古梁国）。秦亦取晋之殽。过了一年，秦康公伐晋，取羁马（今山西永济县南）。晋使赵盾、赵穿、郤缺击秦，大战河曲（即黄河南下东流之拐弯处），赵穿最有功。这时晋担心的是有灵公初立时逃亡归秦的随会，怕他在秦，对晋不利，于是想尽办法终于使秦归还了随会。晋、秦间的形势，看来也是很紧张的。

晋景公时，齐俨然以东方诸侯的霸主自居，常常借故去攻代鲁、宋、卫等国。公元前589年，晋郤克执政，鲁、卫都派使臣到晋，要郤克作主，为它们报仇。郤克因前几年使齐时受到侮辱，怨恨在心，正想借机报复，便同意出兵，与齐作战。两军陈师于鞍（今山东济南市西）。

这次鞍之战是春秋时期五大战争之一①，其胜负关系到哪个国家为霸主的问题。因此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坚决、勇敢。结果是晋胜而齐败。结盟时，晋人的条件十分苟刻：（1）必以肖同叔子（齐顷公的母亲）为质；（2）使齐境内的土地垄亩全改为东西向，道路沟渠也相应地改为东西向。齐坚持不可。齐使臣回答说：“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②齐使臣的话不卑不亢，很坚决，而且鲁、卫从旁请求。晋侯也只好让步，让齐国退还鲁国汶阳（汶水北岸）之田，便匆匆结盟而罢。

公元前585年，晋迁都于汾浍之间的新田（今山西侯马）。公元前580年，厉公代立，伐秦至泾（今陕西泾县）。这时栾书执政。他说：“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遂伐郑。楚共王救郑，于是发生鄢陵之战。晋吕锜射楚共王，中目。楚国养由基也是名手，立即还射一箭，中吕锜之项。郤至在战①五大战争为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鞍之战和殽之战。

②《左传》，成公二年。

斗中每碰到楚王，总下车来，以表示敬意。晋韩厥追郑成公，已将追及而又停了下来。他的车右催促他加紧。他说：“不可以再辱国君”，因此没有穷追。古代战争尽管有时打得很激烈，但是它还保留着传统的礼貌。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晋胜楚败。但晋厉公不久杀三郤，而栾书、中行偃又囚禁了厉公。晋国并不能真正压倒楚国。

公元前572年，悼公周即位。他是襄公的曾孙，即位前流亡在周。

这时晋国六卿专政，公室益卑。南方楚国连续不断地进攻陈、蔡、宋、郑等国。晋国虽然还维持着霸主的地位，但它对于楚国的扩张毫无办法。这时长江下游，吴越已经兴起，晋乃利用楚国的叛臣申公巫臣等到吴国去，以煽动吴对楚的仇恨和战争，使楚国疲于奔命。

六卿专政和三家分晋自献公驱除群公子和桓庄之族，晋国没有与公室最亲密的公族①。《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晏婴出使晋国，他与晋叔向谈话，在谈到齐国陈氏得势的情形后，叔向谈到晋国的情形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绩、庆、伯（杜注：姓，晋旧臣之族）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这一段话，说明晋公室已日益卑微。晏婴听了以后，问叔向道：“子将若何？”叔向回答说：“晋之公族尽矣！肸（叔向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杞？”这是说，叔向之宗族本来有十一族，而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族，即叔向自己的羊舌氏了。在叔向谈话后，过了二十八年，羊舌氏也因犯罪而牵连，被灭族绝杞。公室与其他同姓宗族的关系，正好象树干与枝叶一样，枝叶脱落了，树干怎能长存下去？

晋公室的衰落，是晋献公驱除群公子和桓、庄之族，因而使晋国的异姓贵族得以发展强大起来。《左传》宣公二年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公元前606年），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皆官名）。”

所谓“六卿”就是韩氏、赵氏、魏氏、范氏（即士氏）、中行氏、智氏（从荀氏分出）。他们都是以异姓而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古代军事和政治是不分的，因此出则为将，入则为卿。一般来说，周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天子六军。公元前677年，周釐王命曲沃庄伯以一军为侯，这时晋还是小国。晋献公时始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献公自己将上军。晋文公搜于被庐（晋地，不详今所在）始作三军。后来晋搜于清原（在今山西省稷山县东南20余里），在上、中、下三军之外，又增加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则为五军。晋襄公搜于夷（不详今所在），“舍二军”，即取消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又恢复了三军之制。晋厉公为了赐赏鞍之战中立功的将士，提拔了一批新人，又扩充为六军。晋悼公时搜于绵上（今山西介休县介山下），又复为三军。从此至春秋末，晋国三军之制再也没有改变。

①诸侯称公。公族，是诸侯兄弟之族。后来把管理公族事务的职官也称为公族。春秋时期，晋**队的编制变动很大。将帅的任免，法令的公布，都是在举行“大搜礼”时决定的。其中军元帅，等于正卿，掌握了军事和政治的大权，因而它和宋、郑的执政，楚国的令尹相当。在大搜礼中还颁布法令。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搜于被庐”，颁布了“被庐之法”。《左传》文公六年“搜于夷”时颁布“夷之法”。范宣子执政时，他根据“夷之法”而作《刑书》。后来赵鞅、荀寅等把《刑书》铸在鼎上，被称为铸刑鼎，这就是我国成文法公布的开始。古代的刑法，实际就是军事法。后来法家变法，兵农合一，军事法也就引申为民法了。

春秋末年，六卿之间发生剧烈的斗争。结果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打败了范氏、中行氏，后来三家又打败了智氏。从此三家分晋。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赵鞅执政，他命令在邯郸的赵午把卫国进贡的民户五百家迁送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他说：“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置）诸晋阳。”晋阳是赵鞅的私邑，赵午是赵鞅的支族，他不得不答应赵鞅的要求。但是赵午族中父兄们都说“不可”。因为邯郸赵午一族靠近卫国，所以卫国愿意以“卫贡”为名迁徙其民户五百家于邯郸。如果把“卫贡”迁往晋阳，距离卫国就很远了，所以父兄们说这是“绝卫之道”，表示反对。赵鞅听了，大为发怒，“召午而囚诸晋阳”，后来还杀掉了赵午。赵午之子赵稷和涉宾（午家臣）于是据邯郸叛乱。荀寅（中行氏）、范吉射与赵午有亲戚关系，因而也参加赵稷的叛乱。赵鞅逃到晋阳。智氏、韩氏，魏氏劫持了晋侯攻伐范氏和中行氏。结果范氏、中行氏失败，他们逃到了朝歌。智、韩、魏三家召回在晋阳的赵鞅，在新绛（今山西侯马）结盟。智氏最为强横，他指名赵鞅的家臣董安于是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要赵鞅杀死他。赵鞅不肯。董安于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定）矣。”说完以后，便自缢而死。从这次斗争看来，智、韩、魏要强于赵氏，赵氏不得已结了盟。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97年①。

这次叛乱拉开了六卿之间更激烈的斗争。在四家结盟后第二年，智、赵、魏、韩四家又围范氏，中行氏于卫朝歌。公元前493年，发生了铁丘之战（铁丘在卫境内）。这时，卫太子蒯聩流亡在晋，他助赵鞅去打范氏、中行氏，而郑助范氏。公元前492年，赵鞅围朝歌。前491年，赵鞅围邯郸。前490年，晋围柏。范氏、中行氏最后灭亡。这次斗争已不仅是晋国六卿间的斗争，且成为郑、卫、齐、鲜虞（中山）同晋之间的斗争。

赵鞅，亦称赵简子。他的儿子无恤继承其位，是为赵襄子。他由晋阳向代（今山西大同一带）发展。当时这里是白狄的残余部落的地方。后来赵又灭中山，已基本上奠定了赵在北方的领域。但这时智氏专晋国政，强于三家。前453年智瑶联合韩、魏与赵作战，包围了晋阳，引水灌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暗中派人与韩、魏谈判。韩、魏感到赵氏被灭，对他们也不利，于是反戈夹击智氏，智氏大败。韩、魏、赵三家共同瓜分智氏的土地和人民，从此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时晋已名存实亡。公元前475年三家已各有纪年。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晋亡。

①《左传》，定公十三年。

第二节郑郑的建国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儿子，宣王的弟弟。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始封于郑，号为桓公①。

西周宣王号称“中兴”的时期已过去了。当时西北连年发生旱灾、地震。伊水、洛水、渭水的河水都干涸了，草木枯萎。北方的戎狄部落乘机猖撅。桓公友原封于郑（今陕西华县），曾任幽王的司徒。他已经觉察到周王室的危机四伏，便问史伯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与其何所（处）可以逃死？”史伯说：“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他接着仔细分析了当时形势，只有“济、洛、河、颖之间”（济水、洛水、黄河、颖水）比较安全，那里没有大国，虢（东虢，在今河南郑州附近，今河南陕县之虢叫西虢）、郐两个小国国君，“皆有骄侈怠慢之心”，稍加武力或贿赂，就可以对付②。郑桓公听了史伯的话，后来便迁往那里，并且很容易地占领了虢、郐，另建城邑，仍号为“郑”，即今河南新郑。

新郑的地方当黄河下游，溱水、洧水流经那里，地势卑湿，四周丘陵起伏。郑刚迁到那里，曾与商人订立盟约，共同开发。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乂）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这“商人”就是降服于周的殷商人，他们经营商业，故称商人，一语双关。春秋时那个弦高就是郑国著名的商人。

郑国的东面就是鲁、宋，西北就是成周、卫、晋，西南就是陈、蔡、许和楚，周围还有许多姬、姜、偃、嬴及其他小国，正如《国语·郑语》所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这一地区巫风很盛，人民好歌跳舞。在《诗》三百篇里，郑、卫、陈、曹等国风都反映着类似的情调。

周室东迁时，郑、晋都尽了保卫的责任。由于晋国不久分裂为翼（晋）

和曲沃两部分，内战频仍，所以王室不得不依靠虢和郑，它们都曾以诸侯而兼王室的卿士。郑武公、郑庄公对周的态度都很骄横无礼，平王很不满意，想把权力分一半给虢。庄公知道后，责问平王，平王竭力否认，以致“周郑交质”（即互相交换人质），并进行战争。周天子的权威已扫地殆尽了。周王室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本来是以宗法关系（血缘关系）维系着的。由于宗族的繁殖、分化，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宗法关系已愈来愈淡薄了。诸侯国内也常常因此发生君位争夺的内乱。

按照周制，诸侯建国，卿大夫建邑，只有规模大小的不同。如果卿大夫的邑大过于国，那就是所谓“耦国”了。《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郑庄公的弟弟公叔段分封于京邑（今河南荥阳东），他把京城大大扩大，并把别人的地方收为己有。大夫祭仲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庄公心里明白，但是他觉得对付段还不是时候。后来段的野心愈来愈显明，已经有篡夺庄公的位置之意，于是发兵去攻伐段。段逃到①《史记·郑世家》。以下引《郑世家》，不另注。

②《国语·郑语》。

鄢，继又逃到了共。这一故事说明宗法封建制在诸侯国内开始发生危机。这时宋、卫、鲁等国也发生君位的争夺。郑国扶天子以令诸侯，常常去干涉它们。北戎开始侵齐，郑太子忽也带兵去救。但当时尚无霸主的名称。公元前700年，庄公卒，太子忽按制即位，是为昭公。庄公原娶宋雍氏女，生儿子突。雍氏是宋国的贵族，甚有势力。宋庄公听说郑立昭公，便设法诱召祭仲来宋，乘机劫持祭仲，迫使他改立突。祭仲回国后，便立突为厉公。忽逃到卫。厉公即位后，祭仲专国政。厉公暗结祭仲的女婿雍纠杀害祭仲。纠妻听说这一阴谋，问她的母亲：“父与夫哪个亲？”母亲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纠妻于是把雍纠要害死祭仲的事告诉了祭仲。祭仲便把雍纠杀害了，厉公出居于郑的边邑。祭仲于是迎昭公复位。诸侯听说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

昭公与卿高渠弥出猎。高渠弥对昭公有私怨，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迎立厉公入国，又另立昭公弟子亹为君。这时，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去参加会盟，高渠弥相礼。祭仲假托有病，没有随行。因为他预料到襄公可能对子亹不利。子亹去了，果遭齐襄公杀害，高渠弥逃回国来。祭仲与高渠弥合谋，又召子亹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是为郑子。

按照周制，虽然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但实际上东方诸侯并不严格实行。如宋、鲁等国都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郑国也是这样。

郑的内政外交周室东迁之初，郑国本是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尚无霸主。戎狄屡屡侵犯燕齐，王室衰微，诸侯国内不断发生君位的争夺。因此齐桓公称霸，提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其目的就是号召华夏诸侯团结起来，停止内乱，一致对付南夷、北狄。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形势危殆。这时，秦、楚都已经崛起，但春秋初年的人们还是把它们看作“蛮夷”的。尤其是对楚国，华夏诸侯更加敌视。因此，“攘夷”包括北狄和楚。

郑自庄公以后，由于不断发生君位的争夺而中衰了。郑、宋是华夏诸侯中的次等强国。因此，成为晋、楚、齐、秦争霸中所必须争夺的与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郑较亲楚，宋则亲晋。城濮之战就因楚国伐宋而引起的，而当时郑国就是亲楚的。城濮之战以后，公元前631年，晋文公在温举行会盟，郑国也未前去参加。所以晋文公命狐偃又在翟泉结盟，准备伐郑。次年，晋伐郑，秦联合行动。郑国很是危急。郑文公派老臣烛之武去见秦穆公。烛之武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邻之厚，君之薄也”①。意思是说，秦距郑很远，秦晋共同伐郑，只对晋有益，而于秦没有什么好处。穆公觉得有理，于是退兵罢师，没有与晋共同伐郑。但是秦穆公一心要想东进争霸，晋文公刚死，晋襄公时，他就乘晋丧，偷袭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赶着牛要到周去，看到秦军浩浩荡荡而来，知其用意不善，便以郑文公的名义把车上的牛皮全部犒赏秦军，同时通知郑国准备。秦军觉得偷袭不成，便自行退师。在秦军到达殽山附近时，晋的伏兵突然四起，秦军死伤不少。这就是秦晋的殽之战。很显然，秦是想以袭郑为袭晋的跳板的。

①《左传》，僖公三十年。

早在郑太子忽即位以前，因为北戎侵齐，太子忽带兵救援，有功于齐。

齐国要想与郑结亲，太子忽说：“齐大非吾耦也。”当时齐还不是强国，尚未称霸，太子忽的话明明是推却之词。

公元前655年，齐桓公称霸，举行首止会盟。这年秋天，周惠王使周公召郑文公来，说：“我保护你去服从楚国，再叫晋国帮助你，可以不受齐国的气，而得到安宁。”①郑文公听了周惠王的话，想不参加首止之盟。但是大夫子孔反对，郑文公才不敢逃盟而归。

郑文公的贱妾叫燕姞，是南燕的姑娘，姞姓。她怀孕前梦见天派人送给她一枝兰花，并且说：“我是你祖伯儵，把这枝兰花作为你的儿子。兰有国香，你佩在身上就会使人觉得你的妩媚无比。”②后来她怀了孕，生了个儿子，取名为兰，这就是穆公。当时穆公流亡在晋。文公死后，由晋护送入国即位。晋国想通过穆公而控制郑国。

晋国这时灵公初立，赵盾专权。城濮之战，楚虽败于晋国，但是楚的实力还是很雄厚的。因而宋、郑也是“二亲晋楚”，穆公十六年（公元前612年），郑烛之武陪着太子夷朝晋。同年郑穆公自己又朝晋。次年郑从晋伐宋。晋集合诸侯于扈，晋侯不见郑穆公，据说是郑“贰于楚”。穆公二十年（公元前608年），晋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因受赂而还。郑穆公说：“晋不足与也”，遂盟于楚。穆公二十一年郑子家受命于楚伐宋，获宋华元。次年，晋伐郑，楚人也侵郑。

郑穆公（前627—前602年）的一生，作为一个小国的君主，就是这样在矛盾中度过的。他死后，郑灵公即位，只一年，就被公子归生（即子家）所弑。襄公立。于是“七穆”开始轮流执政。

所谓“七穆”，是指穆公的子孙，其中包括良氏、游氏、国氏、罕氏、驷氏、印氏、丰氏。灵公死后，贵族本来要立穆公的庶子子良（去疾）。他坚辞说“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后来大家立公子坚，就是襄公。襄公立后，他将驱除穆氏，而独留子良。子良说：“不可。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襄公不得不使穆氏之族保留下来，这也许是襄公已经预感到穆氏之族的力量足以威胁到他的政权。襄公五年，子良（良氏）开始执政。

宋、郑两国都实行贵族执政制，郑执政之首称为“当国”。犹后世首相一样，权力要高于一般的执政。清顾栋高说：“其（郑）执政不依卿之位次，子皮父子世为上卿，位居子产之上。”①子产是先以卿为执政，而后才升为当国的。

子良执政，依然是采取“两亲”外交政策。郑襄公五年，郑从晋伐陈。

接着楚来救，伐郑，晋郤缺又救郑。郑襄公败楚师于柳棼，国人都很高兴，子良却担心地说：“是国之灾也”②。因为他知道郑偶然战败了楚，楚一定是不会放过它的，所以他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了。”这时楚国正是庄王称霸，东征西伐，不但郑国，宋、陈、蔡等都受到灾难，而且战争连绵不断。公元前598年，楚国以夏征舒之乱伐陈，陈国几乎灭亡。楚也于同年伐郑。郑国①《左传》，僖公五年。

②《左传》，宣公三年。

①《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五。

②《左传》，宣公九年。

子良说：“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①公元前597年，楚围郑。郑襄公亲自袒开胸部，牵着羊，到楚军去见楚庄王，表示屈服。郑国几乎也灭亡了。子良以执政的身份出质于楚，楚与郑平。晋国荀林父率师来救郑。晋国将领中有的主张与楚决战，认为不可“失霸”。有的认为郑已降楚，楚郑邻近，晋军一去，郑又照样服楚，不如不战。后来晋军终于渡过黄河，开战于邲。结果晋败。这是晋楚城濮之战后的第二次大战。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负结束，而这次结果恰好相反，因此陈、郑等国又顺风倒向于楚国的一边。郑国还多次接受楚国的意旨，去伐宋国和许国。公元前575年，晋将伐郑。郑成公向楚报告，请求援兵。晋楚两军遇于鄢陵。晋范文子不想开战，晋郤至等坚决主战，战争就这样爆发了。晋军集中兵力于楚中军，晋吕锜射中楚共王的眼睛。这次战争如城濮之战也是楚败于晋，它与邲之战一样，都是因争郑而发生的。由此可见，郑之向背对于晋楚争霸的重要关系。

公元前571年，郑成公病危。子驷请亲晋背楚。成公不同意。他说：“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我？”②他临终还不忘记楚共王对郑国的恩德。这时子驷当国。郑于执政之上设置当国，就是从子驷开始的。而且，从此郑国的执政似多倾向亲楚的政策。

郑国贵族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

公元前566年，因为郑僖公多次得罪于子罕、子丰，子丰要向晋国控诉，从而废僖公。后来僖公又得罪子驷，子驷于是使贼夜弑僖公，而拥立僖公之子嘉，是为简公。

公元前563年，子驷“为田洫”（沟通井田中间的水渠），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土地。他们联合了尉氏共五族发动叛乱。这年冬十月戊辰，五族之人攻执政于西宫之门，杀子驷（时为当国）、子国（时为司马）、子耳（时为司空）。子孔（时为司徒）因事先知道消息，所以不及于难。子西为子驷子，他匆匆忙忙地收敛了尸骨，立刻去追捕叛徒。叛徒已进入北宫。他回来准备兵器再去追击，宫里“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国的儿子子产命令防守城门，带领着他的族人出发。子也带领国人来帮助。叛徒被打败，死了不少人，有些人逃往宋国。

这时，子孔代子驷当国。他重新调整了执政的班子，发表盟书，对参与叛乱有关的大夫、诸司等处死。子产不同意这样做。他建议饶恕叛乱的人，他还要子孔把盟书当众烧毁。子孔说：“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却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孔觉得有理，便当着大众把盟书烧毁了①。

公元前555年，郑从诸侯围齐。子孔企图驱除诸大夫，将叛晋。楚子庚乘机伐郑。子展、子西加固了城堡，坚决抵抗。楚师无功而还。自公元前562年至前555年，郑楚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至此楚又对郑作战。这次作战，子孔是企图利用楚的力量来排斥反对他的诸大夫的。但是子孔为政，过于**，终于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前554年，国人追究公元前563年西门叛乱事件的①《左传》，宣公十一年。

②《左传》，襄公二年。

①《左传》，襄公十年。

责任，杀死了子孔。子展于是代子孔当国。子产始立为卿。后来，子产又被推荐当国。子产在郑国推行了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强国势的改革。其中主要的是改革田制，“作丘赋”，和铸刑书。本编下，第一章第二节别有传。郑灭许及郑的衰亡春秋中期，郑国由于子产执政，外交上比较灵活，国内政治也比较稳定。他死以后，七穆的罕氏、驷氏相继执政，国力趋于衰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已说：“郑其先亡乎。”昭公四年又说：“郑先卫亡。”这就是说，当时已有人预见它的“亡征”了。

齐、吕、申、许，古史上称为“四岳”，都是姜姓的后裔所建的国。姜姓与姬姓世代通婚且结联盟。周克殷以后，姜姓诸侯与姬姓诸侯受到同样“封土建国”的待遇。姜姓诸侯国虽然不及姬姓之多，但是它的地位还是重要的。周东征胜利以后，姜姓的齐和姬姓的鲁同时分封于今山东境内，是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国家。

许国在今河南的许昌。春秋时，它恰好在郑、宋、陈、蔡和楚的包围之中。

《左传》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载，郑与鲁互相交换土地。原来郑国在泰山有一块祊田，是为祭祀泰山供给“粢盛”用的。鲁国却有一块靠近许国的许田，是鲁国周公的采邑田。既然叫做许田，也许是许国所有，而当时已转为郑有。因其距郑鲁本国较远，不好管理，故郑、鲁互相交换。公元前712年，齐、鲁、郑三国共同伐许。许国失败。从此，许沦为郑国的附庸。许国大夫百里拥立许叔，居于原来许国的东偏。郑庄公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之使吾子（指许叔）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围也。”①同时，郑庄公又使公孙获居于许国的西偏，以为监护。郑庄公又说：“夫许，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岂能与许争乎？”②这是反面的说法，意思是天（上帝）既厌弃周的德政了，我岂能够与许争国吗？

公元前697年，当郑国内乱之际，东偏的许叔乘机夺回西偏。这样，许又复国。公元前665年、前627年，郑两次讨伐许国。在第二次战争中，晋、陈也都参加，原因是许“贰于楚”。前588年，郑伐许。接着，前577年，前576年，郑又伐许。许不得不割地与郑讲和。

春秋时期郑宋是晋楚所争夺的对象，因而常常受到晋楚的干扰，而郑国又欺负比它弱小的国家。许亲晋，但楚许邻近，又加上郑的欺负，处境更加困难。前576年许被迫远离“旧许”，迁徙于楚“方城”外的叶（今河南叶县南），求楚的保护，以逃避郑的压迫。许迁于叶后，郑、鲁、宋、齐都曾经设法使许国迁回复国，而未实现。前574年，晋国的军队一直打到楚的方城外。后来楚又把许数次迁徙。这时，许已名存实亡，而吴楚在江淮一带的战火正烈。前504年，楚连败于吴，楚迁郢于鄀（今湖北宜城），郑乘机灭许。

战国以后，郑益衰弱不振。郑哀公被国人所杀。哀公之后，共公、幽公①《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左传》，隐公十一年。

相继即位。幽公又被新兴的韩所杀，拦?次弧Ｋ?逼湎嘧友簦?白友糁?秤诌崩公”。像这样的国家，不待外部战争，就会自行灭亡。子阳之时，郑已分裂为三。又经过内部斗争，于公元前376年，韩灭亡了郑，并迁都于新郑。从此史书上叫做“韩郑”，就是说它已是韩国的郑了。

第三节三晋：韩赵魏三晋的族姓韩赵魏是从一个晋国分出的三个国家，习惯上因而简称为三晋。三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史上的重大变化。田氏篡齐和商鞅变法也都是古史上的大事，但比起三家分晋，毕竟是后起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期的标准。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他认为，三家分晋就是礼（名分）的破坏。看起来，他是在批判三家分晋，但他以礼的破坏作为分期的标志，却表现了他的史识。

春秋后期，晋国的姬姓贵族差不多都衰落、灭亡了，而少数异姓贵族反而富强起来，以致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

按照传统的说法，韩、魏与周同姓，这并不足信据，三晋的族姓是有问题的。

秦、赵都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因此它们可能是殷商的支族。嬴、偃，大都是太皞，少皞之后，则秦、赵不是姬姓，是显而易见的。韩魏的来源，也可能不是姬姓。《史记·韩世家》说：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日韩武子。

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

《史记·索隐》对此已提出疑问，说：“《左氏传》云‘邗、晋、应、韩，武之穆’，则是武王之子。然《诗》称‘韩侯出祖’，则是有韩而先灭。今据此文云，‘其后苗裔事晋，封于韩原，日韩武子’；则武子本是韩侯之后，晋又封之于韩原，即今之冯翊韩城是也。”今按，“韩侯出祖”出于《诗·大雅·韩奕》。而据《韩奕》之诗内容看来，韩应与燕（姞姓）相近。周宣王打败了北方戎狄之后，而封韩侯，则韩地不可能在今陕西韩城，而应该在今河北以至辽河一带，故诗中有“因是百蛮，以受北国”。百蛮中有追（■）有貊，当是北方的游牧部落而后迁于东北境内。

西周之初，晋本在戎狄的包围之中。韩武子已是春秋时人。在韩武子之前，韩的先人也与魏相似，“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血统已经很难证明了。《史记》说他与周同姓，同姓不必同族，似正是存疑之词。

魏之起源，也很可疑。《史记·魏世家》说：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魏的起源虽然说在武王伐纣之时，但其后“绝封”，沦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就很难保证它必是姬姓了。

以上，是想说明三家分晋是异姓贵族取代姬姓晋国的政权，正象后来田氏之代替姜氏政权一样，而不同于鲁国的三桓专政。

三晋的变法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吴起与商鞅都是由魏国出去到秦楚进行变法的。

法家的变法主要是军事法，而由军事法变为民法的。但是这不能不牵涉到土地制度方面的变法。《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7年），晋于韩原之战败于秦，于是乎作“爰田”又作“州兵”。“爰田”就是上文“朝国人而以君命赏”者，可见“爰田”是针对国人即战士说的。州兵是在野外州的地区进行征兵。州人本来是不当兵的。爰田就是换田，易田。也就是后来商鞅在秦所实行的“辕田”。秦国生产力落后，所以一直到商鞅变法时才实行。《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引孟康说，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未世寖废。商鞅相秦，复立辕（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据此可知，爰田原是公社里所实行的轮换耕田的制度，而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不再三年一爰土易居了，而是分配到土地上，由农民自行轮流换耕。晋自韩原之战失败于秦，为了扩充兵源，使州人也当兵，因此州人与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赏田”者就是使他们可以不必参加“三年一爰土易居”的老办法，而准许他们可以长期占有土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自爰其田”。易、锡古本一字。读“易”田为“锡田”，因而误作“赏田”。

春秋战国之际，范氏与赵氏已经实行对私有土地征取赋税的办法。《左传》哀公二年载：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龙税焉（杜注：尨，范氏臣，为范氏收周人所与田之税。）。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

这是说周人给范氏田，他不是自耕，而是征收赋税的。范氏是赵氏的政敌，他捉到了范氏派去征税的臣，而不杀他，赵氏自己当也是这样，所以说“为其主也，何罪？”

据新出土《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晋国六卿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中行氏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扩大“步百为亩”的旧制。赵氏的亩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知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范氏和中行氏的亩制最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孙武因此推断，实行小亩制的范氏、中行氏将先亡，其次是知氏，再其次是魏氏、韩氏。如依此说，田亩改制与政治上的胜负也是有关系的。

1965年山西考古发现赵氏宗族与其族人和依附者的《盟书》。主盟者就是赵鞅，即赵孟、赵简子。其中《盟书》云：“自今以往，敢不率从此明质之言，尚（倘）敢或纳室者，而或婚宋人兄弟或纳室室者，而弗执献丕显公大家，明亟视之。”①室是宗族下面的基层组织，它们既有自由人，也有非自由人。据这《盟书》内容看来，纳室就是族人和非自由人把自己的家室、财产投靠于贵族以便求得“庇护”。赵简子说“无敢或纳室”者，是禁止他们去投靠别的贵族。倘使“弗执献丕显公大家”，就要受到惩罚。“明亟视之”，是盟书上的习语，意即要受到惩罚。这样，族人和非自由人就成为赵氏“庇护”的农民。我们这样解释，也许是合理的。

魏文侯时任用法家李悝变法。据史籍记载，他的变法主要是“尽地力之教”，就是使土地发挥最高限度的效率。这不但是要改进农业的生产技术，而且要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比如“治田勤谨”，精耕细作的话，每亩可增产粟（小米）三斗（约合今六升），相反的话，就会减产三斗。一进一出，①《山西侯马盟书考释》，文物出版社。

要相差很多。

在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以前，《汉书·食货志》这样说：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廿万顷土地。除去山川、村落占三分之一以外，有六百万亩耕地。这可见魏国变法以前，曾经调查了全国的土地，因而可以“计口授田”，从而督责农民的勤惰。也正因这样，李悝还能进一步提出“平籴法”，即好年成由政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亦由政府按坏年成的等级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看起来是国家关心农民，实际上农民的收入也就是国家的收入。

李悝变法，最有影响的是撰次《法经》。后来商鞅在秦变法，编次《秦律》，就是以李悝的《法经》为依据的。

赵武灵王时实行“胡服骑射”，主要是军事技术上的改革，但是“强兵”与“富国”都是法家变法的目的。

韩国也曾经进行变法。但是由于变革很不彻底，旧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反而造成了一些紊乱。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他讲究“术”，目的就是在加强对臣民的统治。依申不害的说法，只凭借公开的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术”来监督和防止官吏或贵族的舞弊弄法，阳奉阴违，以及瞒上欺下，在君主面前是一套，在人民面前又是一套。不这样，君主的权力又会旁落了，以致酿成“弑君取国”事件的发生。申不害认为只有“术”可以驾御它们，以补“法”之不足。

三晋的兴亡三家分晋后，魏占领了今山西的西南部、陕西东边沿河一带及山东的东南部、黄河以南一部分土地。本来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惠王时，为了向河东发展，迁都大梁（今开封市）。大梁处于黄河中游。地位适中。韩占领了今山西省的东南部和河南省的中部以及山西南部。它的疆土与魏交错。先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迁都宜阳（河南今县），再迁于阳翟（今河南禹县），由西向东发展。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后，又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

赵在韩、魏的西北，沿边与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接壤。另外还有一部分土地插入山东东南部，与燕、中山和齐接壤。先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后来迁于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再迁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

以上三晋的地理形势，使它们经常处于战火之中，几乎战国时的各国战争，都无不卷入。三晋的兵力强，也很精练。但除了赵可以向北游牧地区发展以外，韩、魏处于秦、齐对峙的轴线上，四面都是敌国。韩国占领宛、邓，生产铁矿，但宛、邓与楚国接近，后来都被楚夺去。

战国初期，东方诸侯中的宋、郑、鲁、卫还继续存在，但都已很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