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奇葩一箩筐 【番外】元朝曾经两次攻曰

沧海茫茫，千帆蔽日。

至元十一年即公元1274年十月初五，大元军队驾船逼近了位于曰本海上的对马岛。

对马岛位于今韩国与曰本之间的位置上，扼守对马海峡。

当时，曰本正处于镰仓幕府时代，守备对马岛的是时任对马岛守护代即代理藩主，宗马允助国。这是一个有着丰富海战经验的68岁老将。战前，他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元军计划伐日，在战船还未到达时，便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按照大和武士从前的交战规则，双方在开战前应该先派一名武士到阵前射出一支鸣镝箭。听到哨响后，双方才正式组织武士发起一对一的较量。

于是，日本武士早早地掏出弓箭，对天一射。

可笑的是，那支鸣镝箭划过一声哨响后，迅速跌入大海。速度之快，令岛上武士一时错愕。

在亚洲大陆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可不管这些，他们早已习惯草原上的骑兵冲锋，哨声一响，立即发动。不多时，守岛的日本武士，包括宗马允助国在内全数被剿。

大军登陆对马岛后，蒙古军队马不停蹄，相继对壹岐岛、九州等地发动登陆作战，并取得阶段性战果。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彻底打乱了元军进攻的步伐。风助士气，日方转败为胜，元军只能及早登船撤退，狼狈而回。

是的，纵横欧亚非一向战无不胜的蒙古勇士，竟然折戟日本。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一次。

事实上，忽必烈一开始并没有跨海攻打日本的计划。

对忽必烈来说，南方的宋朝才是阻碍其一统天下最大的“绊脚石”。此前，前文我们谈到过他的哥哥元宪宗蒙哥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钓鱼台遭遇滑铁卢，命丧中土。

然而，忽必烈的汗位并不是通过蒙古帝国内部的忽里勒台推举。蒙哥死后，蒙古帝国内部高层出现了两个汗位候选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在部分大臣的支持下，忽必烈最终击败阿里不哥，总领漠南，登基称帝，改国号大元，建立元朝，制度上也实行了汉化政策。

不过，在传统蒙古人眼中，推行汉化，等同于背离草原传统。

因此，即位后的他，除了需继续执行对外扩张政策外，还需要为他推行的汉化政策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恰在这时，一个名叫赵彝的高丽人跑到大都即今北京觐见了忽必烈。他告诉忽必烈，朝鲜半岛附近，时常遭遇日本国海盗的袭击，日本人实在可恶。他恳请忽必烈派遣使者到日本去宣谕，令其臣服。

赵彝接着说出了，日本国与大宋王朝间贸易往来的证据。

忽必烈这才对日本提起了兴趣，他以为，蒙古军队久攻不下南宋，搞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小曰本”。

但忽必烈“莫须有”的猜测，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众所周知，在宋代以前，日本曾因派遣遣唐使跪舔大唐而闻名于世。唐朝覆灭多年，但日本对中原王朝的崇拜却有增无减。

两宋时期大体横跨了日本的平安时代即约公元794-公元1192与镰仓幕府时代约公元1185-约1333年。日本史料记载，这一时期，除宋太祖、宋英宗、宋钦宗等三位皇帝外，其余君主在位期间都有外交文牒送达日本。

尽管镰仓幕府特别看不惯平安时代的奢靡腐化，但并不妨碍他们对大洋另一边富庶的大宋垂涎三尺。

在镰仓时代前期，南宋与日本民间贸易繁盛。通过贸易，一批自宋朝而来的铜钱逐渐流入日本本土，取代了当时日本混乱的货币体系，成了市场上百姓常用的硬通货，名曰“渡来钱”。而幕府奉行的“武家伦理”，其最高的精神奥义即源自中土禅宗。故到了镰仓时代，幕府将军或执权接受禅宗佛法，乃至拜中土禅宗高僧为师就成了定例。

这其中也包括时任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

忽必烈虽动了讨伐日本的心思，却还不敢贸然行事。

为了尽快摸清对方的底牌，至元三年即公元1266，忽必烈首先令元朝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组建使团，取道高丽，准备访问日本。效仿中原王朝惯例，元朝方面也为日本国王准备了一封“国书”，由使者呈递日本国王御览。在这封“国书”的开头，元朝方面毫不客气地写道“上天眷命大蒙古帝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但眼看着自己的两大“邻居”即将建交，高丽国王不开心了。

曾几何时，高丽与蒙古互称兄弟，双方平等互助合作。可蒙古强大后，这种“兄弟”关系就慢慢变成了蒙古帝国的单方面索取了。此时，无论元朝出于何种目的与日本交往，夹在两者之间的高丽都难独善其身。

因此，当忽必烈严令高丽护送元朝使者访问日本时，高丽方面却以海上风浪太大为由进行劝阻。

忽必烈到底是草原上的雄鹰，他没有理会高丽方面的意见，并继续施压。高丽方面只好派出己方的大臣携带两国国书前往日本。

至元五年即公元1268年正月，由高丽派出的起居舍人潘阜一行抵达日本九州太宰府。

对于当时在亚欧大陆征战无数的蒙古帝国，日本当朝虽不熟，却多有耳闻。

据悉，在蒙古使臣抵达日本以前，高丽国曾派出使者与日本方面媾和，从他们透露的信息中，幕府方面就对这个征服了亚欧大陆大半的政权产生惺惺相惜之心。

此时，镰仓幕府实际话事人北条时宗是个未满20岁的年轻小伙。虽然在年龄上只能给忽必烈做孙子，但年少掌权的他，此前已通过阻止一场颠覆幕府的政变，逐渐成了日本政坛上老练的政治家。

与忽必烈志在必得的强硬类似，北条时宗内心也潜藏着来自武家的“匹夫之怒”。尤其是当他看到蒙古帝国的国书文末写道“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时，感觉被冒犯的愤怒直冲脑门。

很显然，忽必烈递交国书的目的，并不是在跟他商量，让其安心归顺，而是使用了“以至用兵”的威胁恐吓之辞。

可北条时宗也不是被吓大的，他十分清楚，幕府屹立的基石就是私兵家臣制。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以恩赏土地的方式，将武士阶层和权力绑在了一起。权力越大，土地越多，实力也越强。若有人胆敢侵犯武士阶层的土地，他们宁愿战死，也绝不松手。因此，忽必烈此番恫吓，不仅无效，甚至还造就了日后蒙古与日本必有一战的结局。

为了拖延时间，北条时宗授意日本天皇，不得答复元朝的国书。

要知道当时的曰本天皇只是一个吉祥物，幕府大将军虽然只有20来岁的北条时宗控制一切大权。

同时，他发布命令，要求九州各大名返回驻地，紧急整军备战，严密监控元朝方面的军事动向，防止对方突袭日本。

摸不着态度的潘阜一行人，只能空着手回国复命。

对此，忽必烈颇感纳闷，国书既已达，不表态，不行动，是何态度？

在黑的、殷弘等人持续无功而返后，忽必烈的老部下赵良弼出场了。

这位出身于女真族的外交家，在元朝内部以善谏闻名。他认为，元朝始终无法让日本有个明确的态度，皆因蒙古汉子执行命令时太硬气了。

日本是个与中土王朝有长期邦交的国家，受汉化的影响很深，而中原王朝与藩属国之间，最讲究的就是“亲藩之情”。赵良弼认为，元朝必须让日本这个“小弟”感觉到“家的温暖”，不能一上来就给人下马威。

他表示愿为忽必烈与日本国王间打开对话通道，促成两国邦交，从而借助海路夹攻南宋。

忽必烈随即令其率团出访日本，并为其安排了3000蒙古兵护卫。为了所谓的“邦交诚意”，赵良弼拒绝了，仅带了24人随从。

可到了日本，赵良弼的热脸，照样贴了幕府的冷屁股。

北条时宗认为，武家的精髓就是“忠诚”和“尊严”。此前，他已向所有拥护自己的大名下达了誓死保卫家园的命令。如今，假若接受了元朝的诚意招安，幕府的尊严往哪搁？

于是，北条时宗继续以拖延的态度，应对这群远道而来的“蛮子”。

面对夜郎自大的幕府，赵良弼心里也是十分窝火。在给忽必烈的奏章中，他特别强调，日本武士阶层就是一群狠勇嗜杀、傲慢无礼的野蛮人。

但出使日本期间，赵良弼仔细研究了日本社会各阶层成分及风土人情，这为后期元军进攻日本提供了诸多实用情报。

赵良弼的计划落空，彻底浇灭了忽必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幻念。忽必烈当即勒令蒙古铁骑克日征服日本。

至元十一年即公元1274年，经过多时的备战，以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为帅的大元水师，浩浩荡荡地开赴日本对马岛。

第一次元日战争正式爆发。

从战斗序列上看，忽必烈此次多少有些过于小看日本了。因为，除主帅忻都之外，这支水军基本囊括了契丹人、高丽屯田军、降元金人与北方汉人，感觉杂牌军就足够把日本拿捏得死死的。

由于日本人一早就从南宋禅师那里了解到蒙元骑兵的凶残，因此，蒙元大军登陆后，日本武士已做好全体“玉碎”的准备。他们的顽强抵抗，使蒙古军队很快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

出发前元军并没有预计到战事的困难性，在军队补给上没有做太多准备。上岸后，蒙古军队依旧保持着过去在中原地区“打草谷”的习惯，通过烧杀抢掠补充军需。此举激起了日本民间反元的情绪，使得蒙古联军疲态尽现。

而北条时宗安排的日本兵，全由九州本土人士组成。除了同仇敌忾外，他们清一色装备防护性能极好的铠甲及薙刀，单兵作战能力极强。

布甲对藤甲，弯刀对武士刀。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御，对上相对防御，弯刀和武士刀的优劣易水说不清楚，各位自己领悟吧。

如此一来，当蒙古联军与日本兵展开近身肉搏时，劣势突显。就连在阵前指挥元军向前冲锋的联军左副帅、汉将刘复亨也在战斗中负伤。

九州本土山高林深，蒙古大军的骑兵冲锋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主帅忻都也不敢孤军冒进，只能命令登陆的蒙军在每次战事结束后，即回船休整。

就这样拖着焦灼着一来一去间，日军逐渐摸透了元军的作息计划，常常在其撤退时，给他们制造麻烦，令元军防不胜防。

一般来说，登陆作战就是为了夺取敌占岛屿、海岸等重要目标，或在敌岸建立进攻出发地域，为之后的作战行动创造条件。可没摸清日军动向的元军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就在元军伤亡不断扩大之际，海上突发台风。元军船只大部分被风浪所卷，沉没海中。主帅忻都只能仓促取消攻势，最终仅有半数部队逃出生天，回到元朝。

回朝后，忻都等人也不敢直说自己战败了，这使得忽必烈误以为蒙元大军已经将小小的日本征服了。

于是，满怀憧憬的忽必烈赶紧命令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作为特使，再次携带国书，取道高丽，奔赴日本。

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的四月，两位不知实情的特使与高丽随员等一行五人抵达日本。刚上岸，就被日方逮捕，旋即处斩，以慰阵亡将士。

由于事发突然，加上各方有意封锁，元使遇害的消息，直到四年后才传回大都。

忽必烈这才明白过来，忻都当年撒了谎。

他怒不可遏，本欲将忻都等人以军法处置。时任征东元帅的忻都，却抢先立下了军令状，愿带所部再征日本，直到打服他们为止。

看到忻都求战心切，忽必烈摇了摇头。

他清楚地知道，第一次元日战争虽然损失巨大，却也不是完全“战败”。至少从战略层面上讲，元日战争的爆发，阻碍了宋朝与日本民间贸易继续下去的可能。日本长期对宋朝输出的木材、稻米等大宗商品，因为战争全都被迫留在本土，供给内需。而失掉外援的宋朝，公元1279年在蒙古军队强大的攻势下彻底覆亡。

南宋灭国时，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

如今的形势，远征日本已经不再需要顾忌南宋朝廷趁虚而入了。

于是，在休整了两年之后，至元十八年即1281年，第二次元曰战争爆发，此役在日本史上也被称作“弘安之役”。

开战以前，双方都是做了大准备的。

忽必烈这次决定兵分两路。东路军依旧由积极请战的忻都旧部组成，而南路军则由宋朝降将范文虎率领，主力为十万新附军。

何为新附军？实际上就是一支由罪犯、官府工匠以及被迫降元的宋兵组成的部队。这次伐日的新附军主力，基本是抗元名将张世杰的旧部。

据史料记载，这次出海的新附军，携带的军需品中，除了必备的兵器之外，最多的就是各类农业生产工具。

很明显，按照忽必烈的如意算盘，这批新附军只要上了船，就断无可能再回中土。而从所谓的“人道主义”出发，新附军的阵亡，亦不会给忽必烈带来更多的历史谴责。相反，他们的离去、逃匿海外或战死，还有助于元朝的社会稳定，降低这批人反元的可能性。

另一边，面对蒙元海军的二次袭击，日本方面也是卯足了劲。

上次元军进攻时，海上突发台风，已让笃信有天神庇护的日本民众相信，这就是“神风”的助力。元军撤走之后，北条时宗也有意加强日本西海岸的防卫。他在国内颁布了“异国警固番役”，要求九州本土的武士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同时，他还命人在沿博多湾海岸线、滩涂等地，修筑出一个个高约两三米、底部宽幅达三米的防御工事，取号“元寇堡垒”，用于观察海面上元军的态势及抵御其第一波攻势。

此外，针对元军配发的攻城“回回炮”，北条时宗特地将九州本土沿海一线的城池、城墙加宽加高加厚。

特意为了防备元军攻灭南宋各个军事重镇的利器“回回炮”，什么是回回炮，在开始的章节里易水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复述。

因此，这一次元朝方面发动的二次战争，几乎就是双方军备实力的正面较量。

惊天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就在元军准备对九州本岛发动进攻时，海上又刮起了台风，这彻底打乱了元军部署已久的大决战。

更为悲催的是，这场台风比上次更猛，整整持续了四天四夜。可把没怎么看过大海的蒙古人愁坏了，在船上的将士们纷纷晕船呕吐。

为了尽量降低强台风对船只的影响，忻都干脆模仿三国时代的曹操，将元军船只沿着海岸线用铁链锁死，避免它们随风飘散。

但这种人为的固定方式，对防台风起不了丝毫作用。在强台风的肆虐下，船只与船只间相互碰撞，导致多艘战舰毁于一旦，元军溺死者无数。

仗打到这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可即便是撤军环节，元军也无法像在陆地上那般从容。

作为南路军的统帅，范文虎是出了名的“范跑跑”。一看台风实在厉害，他首先坐船向高丽方向逃窜，留下身后十万大军在风中群龙无首。

十万新附军只能以十夫长、百夫长为首，分成一个个细小的作战单位，边打边撤。

日军一看，千载难逢，遂从四面八方杀出，十万大军连同未及逃走的元军，要么被歼灭，要么被俘虏。

据战后统计，除了先期逃走的那群高层将领外，活着从海上回归的元军只有三人。

忽必烈显然难以接受战败的结果。经过对三人的盘问，他将军队调度混乱的问题，归结到了范文虎身上。

可这依旧无法解释，忽必烈打日本缘何两次都败给了台风。数百年来，史学界都在探讨元军两次被日本挫败的原因，直到2005年左右，这一谜底逐渐有了相对靠谱的解释。

美国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经过对当年大海战爆发的博多湾海底打捞出来的蒙元战舰残骸进行研究，并推断称，元军两次征日本所用的船只，应该都采用了一种名叫“鱼鳞式”结构的船壳拼接方法。

这是中国古代建造楼船时惯用的造船技术。明朝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宝船”，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拼接出来。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会在后文中讲到。

利用这种方式构造的船只，其中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不易漏水，而且船舶载重量也会获得更大地提升。

也就是说，为了壮大元军进攻的声势，忽必烈两次对日作战均有楼船加入。

不过，利用这种方式造出来的船只，一旦在海上遭遇巨大的风浪侵袭时，船体本身结构脆弱，极易断裂。而且，楼船本身除了够大之外，在作战中天生就具有调度不便的缺点。因此，一旦遭遇台风打击，慌乱之中，大船很可能不听使唤。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被打捞上来的残骸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铆钉过于密集。

有时候在一块船板的同一位置，工匠会钉上五、六个铆钉用于加固船体，说明这些船板本身就是重复使用过多次的劣质木材。

元军驾驶着这样的船只出海，安全性可想而知。

可以说，拙劣的设计和材料，是导致蒙古舰队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过，失败似乎不存在于忽必烈的字典里。

为了彻底征服日本，“弘安之役”后第二年，忽必烈启动了第三次伐日计划。

经历了两次重大海战失败，他不敢轻易再犯第三次错误。这次，他将训练元朝水师对外作战的重点放到了东南亚。

然而，元朝水师南征之路同样不顺，打缅甸，征安南，伐爪哇，通通徒劳无功。

一连串的战略失败，加剧了元朝内部的经济负担，一个庞然大物迅速走入下坡。

战争带给元朝的伤害已无法避免，在下令无限期罢征日本后不久，至元三十一年即公元1294年，年迈的忽必烈病逝于大都。

而战争，同样给日本镰仓幕府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抗元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幕府一个可合法没收“政敌”土地的机会。因此，曾为幕府血战过的武士们，在战后得不到应有的待遇。为了生计，他们只能脱离幕府，走向伺机反叛的道路。

在元日战争结束后大约50年，镰仓幕府轰然倒塌，成为了历史。

战争从来就没有赢家。

回顾历史，我们或许更能明白一个硬道理：和平才是各方稳定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