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海东 十四章 风海先生

“甘草、升麻贰钱，陈皮、丹皮、山药、当归、芋肉、茯苓、柴胡、熟地、人参、白术、泽泻各仨钱，黄芪肆钱，另加姜仨片、枣伍枚，白术需炒制，红参为首选，防风祛风止痛，症状缓解之后可不用。”万万没想到，吃老神医的药不到五副，少年已恢复八成。

“大伯，今日下午西邨门有辩会，宴州名士风海先生与权儒礼部尚书崔琰将辩天下之道，可能晚一点回来，不用等我吃饭。“张钧飞快到中午才起床，简单梳洗了一下便准备出门。

他口中的大伯便是他的老仆人，三年前他外祖父母相继去世，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就在此时，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就是这个鬓角已经斑白的老男人。此人自称受少年远在西州的堂叔所托自塞外而来，本来少年将信将疑，但此人不仅拿出书信，还带来不少钱财，平常生活中不辞辛劳照顾少年，与少年相依为命。老仆人总是木讷寡言，半头乌发遮住半边脸，脸上的皱纹仿佛诉说着自己历经风霜的半生，手指干裂成一块块皮，只留下早年执剑留下的茧子。

风海先生自言信奉法家，半年前受景山学堂郭啸所邀前来访学，却不想郭啸未能与其畅谈天下之道便已然离世，临终前帮风海先生邀请当朝大儒、五经博士匡浔于西坉门辩道，崔琰则认为风海先生终归晚辈，理应该代替年迈的师父上台，因而二人相约于午后会于凤凰台。

实际上，当朝儒学分为新旧两派，以匡浔为代表的旧派儒学排斥佛道以及其他各家思想，主张从复兴古代先贤的治国理念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长期把持官学，又通过科举与地方势力联合在一起，虽维持了帝国的稳定，却也成为帝国变革的最主要障碍，而郭啸所倡导的则是融汇各家学说大成的新儒学，以最大的思想包容重新凝聚起各个阶层，这也是当年林从观邀请郭啸出山的主要原因，林从观想通过学问之变实现人事之变，进而实现国策之变。

那一日，西坉门的凤凰台上，两张方桌置于两端，桌上是一壶茶水，还有一叠干果，二人端坐于桌前的垫子上。

“秦制即为法制，是对古制的背叛，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可接受，”崔琰上来就以法家往日的失败现身说法，“暴秦亡于苛法，这是有历史定论的。不知今日风海先生之法家治国学说与秦制有何不同？”

“秦亡的经验可参见汉代政治家贾谊的《过秦论》，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寥寥数语业已概括，我就不加详述了，”风海先生语气一转，“我们今天倡导的并非秦朝那种苛刻死板、没有回旋余地的治国策略，而是以礼义为纲、以法制为度，介于儒与法之间的一种治国思想。以礼组织社稷秩序，防患未然，以义联系君主臣民，调和上下，以法规范吏军商农，禁于已然，礼义为法之前提，法为礼义之手段。这样，既可以达到治理的最佳效益，又可以遏制非礼非义之行为，在朝廷与民众、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军有所守，士有所为，商有所贾，农有所耕，社会各司其职，自然有条不紊、平稳有序。”

“一派胡言，”崔琰从垫子上站起来，“何谓礼与义？不过实现天命的工具而已，与其追求工具，不如追求天命本身。所谓天命，乃自然之法则，万物之本性。君主上承天命乃为天子，所以，只要君主作出表率，以道德教化民众，即可让民众顺应质朴之本性，自然可以约束自己。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其实，崔琰所言才是本朝儒家的主流思想，科举亦不过是该思想的助推器。

“达到全面的和谐目标，必须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达到统一，如董仲舒所言，‘远夷之君内尔不外，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把权力集中到天子手中，既可以对万民进行道德垂范，又可以实现民富国强，”谈起儒学，风海先生似乎并不是崔琰的对手，“正因如此，本朝才能成为天下之主，本朝儒学也为天下所学。”

“这一点我同意，本朝开疆扩土、富甲天下，都离不开你们儒学的推动，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本朝全盛时期的风云十六州，”风海先生接过话，“可你们的目标达到了吗？天子成为那个道德楷模了吗？”

“我们不关心天子，用吾师匡浔之语，宽松之环境、自治之社会、自觉之臣民，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明君只是我们用以实现这种社会的有效手段。”崔琰继续说。

“可现实还不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了吗？”风海先生振聋发聩，“你们单纯想用儒学统治社会，反对国家对基层的干预，可现实是，靠制度维持的帝国骨架尚存，而靠自治维系的基层治理已经不堪一击！”

“如何不堪一击？”崔琰反驳。

“尚书大人不愿对实事而已，如今北辽崛起，草原分裂，王朝已无力去管外藩之事，西疆的商贸线已断多年，这些年，景阳城内的太平日子让帝都大员们忘了那些流民也是帝国的子民，”风海先生继续说，“这流民的根源，是农耕，是商贾。”

“先生不要越扯越远，”崔琰反驳道，“法令是整治邪恶的工具，怎能作为治国的方法呢？自古以来，明君都是慎用刑罚的，汉代以来，诸多酷刑相继被削除，无不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

“你说得是实事，但并不全面，我主张的法家并非单纯的严刑酷法，”风海先生回答，“法令是用来督查除奸的，政令是用来教导百姓的，政与法只是手段之一，而非全部。”

“可法律也是人编制的，如果人想去编织罪名坑害人，那咋办？”崔琰仍然不服气，“《春秋》要求，我们要根据罪犯内心动机好坏来定罪，法，能刑人但能让人廉吗？能杀人但能使人仁吗？所有的政法都需要人去执行，怎能避免不罔顾私情？”

“那在我看来，恰恰是儒家的工作没有做好，你们整日教导士大夫仁义道德，却连秉公执法都难以做到，岂不可笑？”风海先生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好！”风海先生的回答引来台下一片欢呼。

“诡辩！全是诡辩！”崔琰很不满意。

“风海先生，我想谈一谈我的想法，”二人口舌正酣之间，台下一个少年挤到人群的前排来，此少年正是张钧飞，“我的理解是，先生所倡导的法家之术实则是一种集中调控的理念，政令与法令是其中两种有效的手段，它们通过对规则的推行和罪罚的惩处起到对百姓行为的规范和恶行的威慑，通过这种调控，达到民间社会的动态平衡，目的不是完全消灭百姓的自由，只是保持其在一定限度内，使其不至于对国家利益有损害，就好比汉代桑大夫的平准法，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其目的不在于与民争利，而是防富商大贾牟大利，请问是这个意思吗？”

“公子读过《盐铁论》？”风海先生看着台下不到二十岁的少年，顿时严肃起来，“那公子认为桑大夫是治国之能臣还是误国之奸臣？”

“晚辈略有了解，”少年主动行礼，“学识尚浅，不敢随意评论。”

“吾认为桑大夫乃是治世能臣！”气氛低沉之间，又一少年挤到台前，此人虽不高大，肤色也比较黝黑，但人看上去却特别干练，“桑大夫商贾出身，得势之后以权谋私，自然不是君子，这毋庸质疑，但坏人不一定不是能臣，从结果上看，汉不是亡于桑大夫，而是亡于一群腐儒!”

“一派胡言!”气急败坏的崔琰拿起桌上的茶杯朝地上狠狠砸去。

这狼狈的一幕恰被远处街角的鱼恩与仇灿撞见。鱼恩作为安都府都护负责此次辩会的秩序，而好友仇灿作为羽林卫统领却也被辩道双方身份吸引忍不住前来瞅一眼。

“这个风海先生明明瞧不起儒士，郭啸为何却会与他交好？实在想不明白。”仇灿嘀咕道。

“英雄相惜吧，就如同当年的林从观与沈铭，”鱼恩唉叹道，“这个郭啸，和他师兄一样可悲，数百弟子却无一个得意弟子可以继承其才学。”

“以后少了一个牵制匡询的大人物啊!”仇仙很低落。

“看看台下观众的反应吧，走的是一个郭啸，得到的却是人心所向，”鱼恩若有所思，“除了那两个毛孩子，台下没几人听得懂风海先生的高谈阔论，其实他们欢呼的只不过是崔琰的狼狈不堪而已。”

“鱼兄还是尽早驱散众人吧，动静闹得太大，传到陛下耳中，哪怕传到江公公那都免不了麻烦。”仇灿劝道。

于是鱼恩手一挥，安都府的士兵们从四面围上来，宣告辩会提前结束，士兵们保护着崔琰慢慢从凤凰台上退下来。

“不知公子年岁多大?”众人散去，张钓飞主动拉住方才的干瘦少年，“鄙人张钧飞，居于城南昌明坊。”

“李继存，安州人，年十六，来帝都两年，”少年自我介绍道，“公子应比我大吧，该尊一声兄长。”

“是的，我年长两岁。”自小就比较孤独的张钩飞遇见了志趣相投之人，脸上已写满了兴奋。

“我没听错，你自报名为张钧飞？”此时，风海先生从台上走下来，来到二人面前，张钧飞赶忙鞠躬。

“晋阳李继存。”李继存也弯腰作礼。

“宴州风海，”风海先生眼中尽是欣慰，然后转头望向李继存，“安州人，姓李，胡人血统，想必是沙陀朱邪氏族。”

“先生好眼力，河东军节度使李淄坐正是家父。”李继存回答。

“你可得多吃饭，这瘦弱的身体可不随你父亲。”风海先生摸了摸他的脑袋，很是亲切。

远处，一个青衣青冠、身披斗笠、面戴黑纱的少女正立于街角，双手叉于胸前的长剑前，她一面盯着不远处的鱼思、仇灿，一面注视着相谈甚欢的三人。